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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喜明是一个“棒棒”，“棒棒”的意思就是一根竹扁担套上绳子这样就能用来挑任何东西。
周今天的活是搬九部电梯进大楼，这是个会累得让人喘不过气的活儿，但报酬还不错。
他这样一趟可以挣略多于１美元/小时，他说“这个活是辛苦一点，但是份不错的工作”
像周这样的农民工，在中国繁荣发展的经济大潮中做些扛重物的活儿。
“这个当然非常重啦！”繁荣的经济吸引了两亿中国人工到城市里寻找工作。
就在重庆，地方官员表示每月有成千上万的人涌入重庆。
[实际上，]很容易看出经济增长并不是那么糟糕[此处几个词没听清]，新的高楼大厦和起重机向每个方向伸展着。
纽约般的时尚就在重庆市中心繁华地带显现。发展已使不少重庆人变得富有。
人权组织撰文说这样巨大的差距对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要看原因很容易，就在离闹市几条街的不远处，周在那里住着。在那非常小的空间里，[此处又一半句，]他跟他的弟弟两个人一起睡在一张双人床上。
“我在老家的房子比这个好得多，有两层，一层有四间屋子，二层也有三间屋子。”
那为什么还要呆在城市里呢？答案很简单，“在老家，我一年只能挣一千八百块，但在这里每年能挣一万多块，这个差别有五倍不止。我想我再也不会回老家了。“
每天早上七点，周就出来街上找活干，十年来他都是这样过的，远离妻子和十六岁的儿子。跟其他数百万农民工一样，他也没有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险。
[又一处不明]像他这样只是中国几百万个家庭中的一个。
（中国农业大学Ye Jingzhong）“对于这样的农民工来说，家庭已经分散了，不是离婚这样的破散，但事实上，在民工流动中会有一段时间出现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的情况。”
在找了半天之后，周在一家工地上找了个挑水泥的活，挣了五美元。他说，跟其他工友一样，相比于赚钱来说，长久地离家在外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我在城市里忙着挣钱的时候我就不会怎么想家，但是当家里农忙的时候，我就会很担心妻子在田里太劳累。”
周的老家就离重庆约100英里（约160公里）的地方，但是周只在每年农忙的时候回家来帮几次忙。
（周喜明的妻子李桂荣）“当我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我会养猪啊，养鸡啊，也可能去种些田，但总的来说我不会去种田的。”
她不是唯一的，当地90%的壮年男子都不在家，留下来种田的只有老人，小孩，特别是女人。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还有很多。
“我当然会感到孤独，特别是当丈夫不在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很沮丧。”
中国妇女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大变化[一词不清]。中国自杀的比率是美国的两倍，但不像西方妇女的自杀比率比男子高25%,男子自杀率比妇女高得多。
他们的儿子读的是寄宿学校，所以吃午饭的时候就只有他妻子一个人。
“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所以会缺乏家庭教育，”Ye Jingzhong说，“其中一个就是孩子会更早认识到钱的重要性，他们会想'如果我能逃学的话，我也就能去城市里挣钱'，钱对他们来说是如此重要，他们也许会想，跟挣钱相比，读书没什么用。”
吃过午饭后，村子里的其他妇女就会在这个院子里小聚一会再去劳作。这些妇女里面只有少数几个会识字写字，在这样贫困的村庄里，受教育对他们来说从来都只是奢望。
李只上过一年学，因此，就算倾家荡产也要让孩子在学校念书，周在城里当棒棒挣的钱就用来供孩子上宿舍学校。
“根本上说，如果我丈夫不在城里打工挣钱的话，我的儿子就没机会去上学，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在城里。为了让孩子能上学受教育，这样以后他就不用再在田里干活了。”
“我丈夫在外头工作挣钱，现在我们就能够糊口，这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们会担心生活怎么维持，那种担心比让希望他呆在家里的感觉还要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