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
富者曰："子何恃而往？"
曰："吾一瓶一钵足矣。"
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
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 。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 。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天下的事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去做，困难的事也变容易了；如果不做，容易的事也变困难了。人们求学有困难和容易的区别吗？只要去学，困难的事也变容易了；如果不学，容易的事也变困难了。
我的天资昏昧，不及别人；我的才能平庸, 不及别人。只要每天认真学习，长久坚持毫不松懈，等到成功了，也就不知道我是昏昧又平凡的了。我天资聪明、才能敏捷，超过别人几倍。如果摒弃不用，就与昏 昧和平庸没有区别了。孔子的思想言论，最终是靠天资迟钝的曾参传下来的。以此而论，昏昧平庸与聪明灵敏的功用，难道是有常规的吗？
四川的边境有两个和尚，其中一个贫穷，一个富有。穷和尚告诉富和尚：“我要去南海，怎么样？”富和尚说：“你凭着什么去呀？”穷和尚说：“我有一个盛水的 瓶子和一个盛饭的钵就足够了。”富和尚说：“我几年来一直想雇船沿着长江往下游走，还没去成呢。你凭着什么去呀？”到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把事情 告诉了富和尚，富和尚露出了惭愧的神色。
西边的蜀地距离南海不知道有几千里远啊。有钱的和尚不能到，没有钱的和尚却可以到达。人们要树立志向，难道还不如蜀地边境的和尚吗？所以聪明和才能，既可 以依靠，又不可以依靠；自己靠着聪明与敏捷而不努力学习的人，就会失败。昏昧和平庸，可以限制人又不可以限制人；不被自己的昏昧和平庸限制，而不知疲倦、 努力学习的人，会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

字词解释：
为学：做学问，求学。
资：天资，资质。昏：头脑迷糊。逮：到，及。材：才能。庸：平凡，平庸。
旦旦：天天。怠：懒惰，松懈。
倍：超过。 屏弃：摒弃，舍弃。
圣人：指孔子。道：思想，言论。卒：终于，最终。鲁：迟钝。
用：用处，功用。岂：难道。常：不变的，固定的。
鄙：边境。
语：读四声，告诉。
南海：指佛教圣地普陀山（属浙江省舟山群岛）。何如：怎么样？这里是商量的语气。
钵：和尚盛食物用的一种器具。
买：花钱雇用。下：往下游走。
越，到，同“及”。
惭色：惭愧的神色。

彭端淑（约1699一约1779年），字乐斋，号仪一，四川丹棱人。他是清代四川的著名文学家，与李调元、张问陶并称清代四川三才子。

彭端淑从小聪慧颖异，十岁即能文。他与弟彭肇诛、彭遵泅于紫云山下“相为师友”，同窗苦读达六年之久。他后来的成就并不是靠先天的才气，而主要是得力 于后天的踏实勤学。他曾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为学一首示子侄》，说四川有一穷一富两个和尚，穷和尚对富和尚说：“我想到南海朝圣。”富和尚问：“你凭什么 前去？”穷和尚回答说：“我带一瓶一钵就够了。”富和尚说：“几年来我想雇船去，还未能实现呢，你凭什么去得了！”第二年，穷和尚从南海回来，去告诉富和 尚。富和尚深感惭愧。这个故事，生动扼要地论述了做任何事情其难与易、主观与客观之间有着辩证的关系，特别强调它们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条件就是人们主观 上刻苦努力、顽强奋斗的精神。彭端淑正是从立志苦行的僧人那里，敏悟到具有普遍性的道理。从而工苦力学。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 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雍正四年（1726年），彭端淑考中举人；雍正十一年又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任吏部主事，迁本部员外郎、郎中。乾隆十二年（1747年），彭端淑充顺天（今北京） 乡试同考官。乾隆二十年出任广东肇罗道署察史。当时的肇罗道为“三江要口．五州之屏藩重地”，可见朝廷对他的器重和信任。他一到任，即以“清植’，二字自 励，于是上行下效，吏民称便。他身为朝廷命官 节制重镇．但出行议事，巡视察访，却轻衣减从，杜绝了那种前呼后拥、鸣锣清道的排场；并严禁“迎送馈” 违者严惩，深为“吏民称歌”。特别是对那些才识具茂之士，他更亲自考核，不拘一格地量才录用，“成就甚众”；而对于民事纠纷，刑律诉讼，则“务更正，使之 相安”。由于他比较能广接视听，了解民瘼，依据案情，权衡事理，循律论断，旬月之间便弄清了肇罗道所属州县陈积老案三千余件，由是声威大振，朝廷大吏“深 相倚重”。彭端淑在广东做官约六七年光景，这是他一生仕途生活中最为显赫的时期。

彭端淑在为官期间，虽力求进取，决心兴利除弊，上报朝廷，下慰民望，不愿碌碌终此一生。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已进。人极为兴盛的乾隆时代，经济文化也出 现了相当繁荣的兴旺景象，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复杂了起来。彭端淑在多年的为官生涯中，看到了清王朝表面繁荣下面民生维 艰的社会现实，官场中的明争暗斗，最高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而内心逐渐滋生了一种愤懑和惆怅之情，消极避世的隐追思想也逐渐地发展了起来。他在一次监督运 送大十去粤西的归途中，失足落水，虽幸免于死，但却认为这是大难即将临头的预兆。他仰天长叹：“人于宦途不满意，辄以咎人，此谁挤之者！今不葬鱼腹，天于 我厚矣，复何望焉。”即由广东辞官归蜀。

归蜀后，彭端淑便在成都锦江书院“以实学课土”担任主教，开始了他一生中作育人才的教学生涯。锦江书院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四川按察使刘德 芳在成都原文翁石室遗址上建立的省立最高学府。学员选自省内秀才以上人员，学员学费、生活费由清政府拨给该院的学田供给，在院学生有两百人左右的规模，著 名学者李调元曾是该院学生。彭端淑主锦江书院讲席之后，以他广博的学识，竭尽他晚年的全力于教书育人。此时，他对宦海仕途生活极为厌倦，甚至悔恨自己过去 热衷什途力争功名是误落尘网，陷入歧途。他在《寄仲尹》这首诗中说：“‘疲驴消日月，薄宦久；”‘脱羁地，鸿雁游海天。”直到老死，彭端淑把他一生中的最 后约二十年时间，全部贡献给了四川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戊戌草·寒食》一诗中有明确的记载：“锦江栖迟二十年，每逢寒食一清然。”这对他讲席书院的时间 和心境都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

彭端淑一生苦工诗文，他一直坚持“诗学汉。魏，文学左、史，皆诣极精微”。但在文学道路上，他却是有一番曲折经历的。他在《白鹤堂晚年自订诗稿》的序 中说：“余一生精力尽于制义，四十为古文，五载成集，近五十始为诗，已二十五年矣。”“制义’即人股文。可见，彭端淑在五十岁以前，主要是致力于八股和古 文。尽管他在古文方面“学之可为至笃”，然而在清廷专制统治和“文字狱”的压力下，他是不敢也不可能“妄有所作”的；而束缚思想的八股文也妨碍了他在文学 上的发展。直到近五十岁时，他的一些作品才表现出激越奋进。深沉稳健的倾向，给人以鼓舞和教益。

为官时的经历使彭端淑对民生维艰的社会现实有深刻的体会，因而在他的诗中对广大贫苦农民寄予了满腔的同情。每当荒年歉收，饥民无衣无食，他总是忧心如 焚。他在《夏镇》一诗中愤愤地写道：“粟米贵如珠，顿年遭水浸。男妇多鸠形，鱼虾实为命。”在《七月十六日》一诗中又对长年勤劳耕作的贫苦农民寄予了“忧 早几经旬，农夫心独苦’的深情赞叹！

彭端淑写景的诗很有情味。如记锦江春色的《清明》：“步出郭西行，惊心节复更。花残寒食雨，春老杜鹃声。荠麦村村秀，新烟处处生。锦城风物好，无那故乡情。’如果不是春大到成都郊外走上几趟，如此有情味的诗情是怎么也体会不到的。

彭端淑一生著述较多，可惜不少已经散佚。他与其弟彭肇殊、彭遵泅曾共性于京师，俱以文知名于当时，一时有“丹棱三彭”之称。当然，在“三彭”中，以彭端淑最为著名，影响 也最大。有《白鹤堂文集》、《雪夜诗谈》、《晚年诗稿》等传世。

彭端淑活了八十一岁，死后葬于彭山县公义场罗家山，至今尚有坟台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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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千里冰封
依然拥有晴空

你我共同品味JAVA的浓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