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杰出作家”谈自己与他人的“当下写作”
我一直在写当下的生活
新京报：你的新书《启蒙时代》里的主人公的年纪比你大，而书里有大量描述主人公精神轨迹的思考性内容，你怎么把握他们的思想？
王安忆：我们的年龄略有差异。他们是我的兄姐辈，跟我自己的思想形成有点差距。选择他们做主角，主要是因为他们有机会做红卫兵，而我那个年龄还不能。但这并不重要。现在的年轻人太强调自己的差异性，其实时代不是这么短促的，三五年一代。现在生活过得太快，外在的一切变幻莫测，但本质的东西，只会缓慢、非常缓慢地变化。这次得奖者的发言，让我奇怪的是，每个人都很理想主义，虽然我们的年龄差别很大。思想深层的本质的东西是一样的，认识了自己，也就认识了其他人，所不同的只是外部情境。
新京报：一般文学作品中对于“文革”的描写都是比较残酷而暴力的，我注意到，你在《启蒙时代》中并没有强调这种扑面而来的残酷，反而有一些清淡的感觉？
王安忆：其实我并没有回顾文革，文革是我的成长时期。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局部，对于文革中的惨烈已经是不可怀疑的，它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定会有武斗、暴力，大家很容易接受这些，因为它符合大家对文革的愤怒，但文革的残酷性不仅仅在这些表象上。
新京报：为什么文革这一题材被很多作家都描写过，但大家似乎找不到一部能够完整代表那个时候的“代表作”？
王安忆：小说本来就不可能代表一个时代，这种要求对文学来说太高了。应该有大量的小说来代表，不能要求一部小说承载这样的问题。
新京报：《启蒙时代》被批评得最多的，就是写得太绵密、细致，大段主人公思考的段落，给阅读带来了一定困难。你写作时有没有替读者考虑的习惯？
王安忆：我一般不大考虑读者的问题，这确实是我的一个矛盾，所以我说其实应该给我的读者颁个奖（笑）。但有的时候阅读是需要克服点困难的，阅读是需要准备的东西，青春小说、言情小说读起来肯定很快乐，但你又不会满足。
新京报：大家读《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也会觉得有困难，你是否觉得这种小说一旦真的读完了，往往会有更大的收获？
王安忆：为什么《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人们会去读，而一些中国作家的稍微难阅读一点的他们就放弃了？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当代文学克服这种阅读困难是不是有价值的？那些名著已经是被肯定了的，所以读者有信心去克服障碍。当代作家有没有那样的价值，能不能给读者这个信心去克服其中的障碍？这才是关键问题，作者的问题。
新京报：除了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关注，你的作品会描写当下发生的事情吗？
王安忆：我一直在写当下的生活，我只会写当下，不会写历史，你这么问，首先要看你怎么定义“当下”，是10年还是50年？小说不是新闻，都是回忆，必须有个时间沉淀，要有距离才能认识它。我是个典型写“当下”的人，《长恨歌》里写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而这就是我觉得写得最不好的部分，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这对我来说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我不负责提供一个真实的上海
新京报：有评论家分析你的作品风格变化很大，从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或者女性文学，一直有变化，你认可这种“站在文学潮流前的人”的说法吗？
王安忆：我们都是被批评家诠释的材料（笑）。一个人哪有那么敏锐，总是走在时代前列？实际上，我的风格就是写实，写得比较老实。我写的基本都是我经历过的事情，我没觉得自己有变化。但是批评家总是习惯把你安放在一个位置上。
新京报：你是不是也不大在乎这些对你的评论？
王安忆：我不会刻意看这些，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我成长的80年代的评论风气很好、很严肃，我刚刚写了七八篇东西的时候，曾镇南和程德培写了有关我的评论，我看了很多遍。他们关注一个写了十篇都不到的我，对我理解又关注。
新京报：现在很少看评论，评论界的风气不如以前了吗？
王安忆：现在的评论你很难分清哪些是正经的批评，哪些是炒作。现在的批评者喜欢套概念，真正悉心研究文本的很少。批评和创作的关系其实不是那么紧张。我们需要批评，但也不会太在意批评。
新京报：还有一种说法你知道吗，就是大家把你和张爱玲看作是“海派”作家的代表，甚至是上海的代言人？
王安忆：这也是他们往我身上安的，我自己不承认“海派”的说法，再说我哪里能为上海代言啊（笑）！其实大家这样说主要是因为《长恨歌》的关系，其中对上海的描写和现代的一些潮流联系在一起了，但我不负责提供一个真实的上海。我的写作确实离不开上海，它是我写作的文艺素材。
新京报：上海曾经是海派作家的中心，但现在似乎也沉寂了？
王安忆：上海文学的创作力不强，可能和广州一样，受消费文学影响较大，也和价值观有关系，对作家没有内陆地区这么热情。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现在居住在上海的年轻作家？
王安忆：上海有吗？比如说？
新京报：韩寒、郭敬明都在上海啊！
王安忆：还是不要说了（笑），他们都很厉害的，惹不起，我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笑）。这个年龄真不能倚小卖小，这和倚老卖老一样不好。文学只看作品的成熟，而不看年纪。新概念还是很有贡献的，破除了一种文体，但也形成了新的概念，也并不一定比旧概念更有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很好
新京报：很多作家不看同时代作家的东西，你呢？
王安忆：我就很爱看当代文学，主要是文学期刊，我想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有很多写得好的。和世界比起来，我们的当代文学一点也不逊色。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很好，但汉学家顾彬和评论家朱大可都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除了诗歌基本一无是处。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确实是很好的。整个世界范围内，虚构作品都很难写，几乎大部分优秀作品都是非虚构类的。中国作家的东西里有很多生动的细节，丰富的现场，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外国小说技巧性的东西更多一点，尤其是美国小说。
新京报：自己比较喜欢谁的作品？
王安忆：这个说出来还是蛮危险的（笑）。不过有些得到公认的作家的作品确实有很多是好的。中短篇小说很难写，刘庆邦、迟子建、苏童有很多好作品。
新京报：在真实生活比小说更丰富的时代，虚构的难度是不是更大了？
王安忆：现在整个文学市场虚构的作品都很少。虚构是最难的。虚构一定有很多非虚构达不到的东西。非虚构只能写成散文，几乎只负责呈现，看了之后也许是笑笑，伤感一下，但很少会对你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而虚构必须有更完整的精神维度，它就是解决问题的：告诉我们生活应该怎么样。更重要的一点，虚构是创造，而非虚构不是。
新京报：中国文学没有一本书能像《哈利·波特》那么畅销，你认为这是什么问题？
王安忆：那是市场机制的产物。国外的作家经纪人很发达，当市场变成主体性的、惟一的老大，这些书里，你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作家自己要表达的东西，经纪人对作者的制约非常具体。比如说去年很火的《追风筝的人》，都能看出经纪人的色彩，强调身份认同或者被迫害。中国作家算是幸运的，写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有人说中国作家需要经纪人，那是他们不知道经纪人是怎么回事。
阿玛尼太贵了
摄影 姬东
新京报：在南方都市报你接受访谈的那张照片上，我们看到你里面穿的T恤牌子是Armani……
王安忆：什么？阿玛尼？那件衣服是地摊上买来的。真的，阿玛尼我没有买过一件，太贵了！
新京报：听说很多上海的小姑娘每个月只赚3000块，但也一定要背lv的包？
王安忆：对，这些女孩也是很被动的，别人都用你不用会很丢脸。这是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那个时代也一样，每一代年轻人都想有自己的形象定位。不同的是，现代的意识是非常暴力的，对人的自由独立意识是种摧残，这个特定年龄的人，如果你不玩游戏，不知道名牌，你就落伍了。不过等到年龄大一点，都会慢慢安静下来的。
新京报：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过的？
王安忆：写作是我的日常生活，每天上午起来就写，一般写半天，有时下午也写一点。我的生活很简单。不写东西的时候就去看看戏、看看电影。
■记者手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安忆，颁奖晚会当晚，她穿了一件黑色T恤，下面配了一条裙摆不规则的大花红色裙子，被现在的男记者称为“最会着装的女作家”。之前我对王安忆的印象多是道听途说加上主观臆测，说她接记者电话5分钟就是极限了、平时很少笑、表情一直很严肃，这些和我见到的王安忆都不一样。当天，我两次去找她约采访的时候，见到都是她在为手里拿着十几本她的书的读者签字，签字的时候都会问一下，“要不要写上这本书送给谁？”
当我提出专访要求的时候，王安忆几乎是一口答应，带我来到她在酒店的房间，“这么大的房子我一个人住也是浪费，你们来坐坐也挺好的。”采访过程中，王安忆很健谈，我们从“宅男”一直聊到同性之间的感情，以至于我一些漫无边际的提问让她不禁笑了，“你的问题都这么跳跃？”我只好老实回答，没有想到这么顺利约到她的采访，所以还没来得及系统准备采访提纲，自己有点紧张，“别紧张，我们随便聊。”最后，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她那条漂亮的裙子，她笑说，“我自己也挺喜欢的，这是在新加坡买的，看上去就很热带的感觉。”（采写/本报特派广州记者 刘玮）
王安忆老师的这条充满热带风情的红裙子得到了与会不少记者的喜爱。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