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地区发展不平衡，就难以最终杜绝地区歧视。“穷”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不是美好道德的源泉，相反，它只是刺激普遍人性中的普遍弱点：嫌贫爱富。
深圳龙岗警方是政府所属的执法部门，今年3月份，竟在辖区内悬挂横幅“凡举报河南籍团伙敲诈勒索犯罪、破获案件的奖励500元”，地区歧视赫然在目，令人难以置信。
4月15日，两位河南籍人士远在郑州向龙岗警方提起司法诉讼，惊动舆论，有朋友认为此举做秀，意在吸引眼球。我的看法是，即使做秀，此类官司也值得打，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只有人人形成“秋菊性格”，强势部门才能在百姓面前低头，两者之间才有可能形成正常关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公正不是长官恩赐的，也不是小民乞求的，而是一个一个“秋菊”起而抗议，一场一场官司“打”出来的。平民缠讼，尤其是缠强势部门之讼，在过去要被讥讽为泼妇刁民、世风日下，在现代恰恰是公民意识觉醒的标志。
但是，具体到地区歧视这一观念，即使官司打赢了，河南人就能在全国改变他们被歧视的命运吗？我的看法不乐观。原因在于，地区性歧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并不植根于知识分子容易想到的文化“基因”或“国民性”问题，而是植根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这一弱点的起伏消长，是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联系在一起的。
我出生在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个公开秘密，也是这个城市的不文明标记：全城歧视苏北人。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两个强力因素对苏北人有利，似乎能抵消这一地区歧视：接管这个城市的南下干部不少人操苏北口音，来自苏北红区；从1949年到1976年的国家总理周恩来，操一口淮阴口音，爱看江淮戏，苏北得不能再苏北，全国民众家喻户晓。事实证明，强力因素无济于事，政治归政治，歧视归歧视，生活的“污泥浊水”照样奔流。上海的市民生活并不隐讳这一现象，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论不合，官方出版物始终不能正视。倒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来自美国，一个来自德国，对这一现象发生研究兴趣，以此为题撰写社会学博士论文，在学界颇得好评，其中一位德国学者我还认识。
我插队在河南，求学在西安。到西安后，发现一个城市奇观：半城皆乡音，满目河南人。不久即发现，河南人再多，在西安还是被歧视，原因很简单：他们大多是灾荒年景的流民，以及流民的后代。
这时我才想起在河南的经历，被歧视者内部，还有更细一层的地区歧视，豫西人看不起豫东人。原因也相通：豫东自然条件恶劣，一旦发生灾荒，豫东灾民顺陇海线向西流动，先经过豫西，后到达西安。而在上海，被歧视的苏北人内部也有类似现象：扬州一带的苏北人看不起盐城一代的苏北人，甚至认为苏北人在上海的不良形象是被后者败坏的。原因惊人地相似：一旦发生灾荒，盐城阜宁一带的灾民顺运河南下，先经过扬州，再渡江到上海。
盐、阜相比扬州，不仅在地理上更“北方”，社会经济发展更落后，流民进上海后能够找到的职业更低贱，由此被认为更“侉”，更粗野。发现地区歧视在中国普遍存在，一度使我心绪难平；再看到被歧视者内部居然继续划分地区歧视，则使我沮丧无言。
后来到哈佛大学短期访问，发现地区歧视在美国白人内部也存在。查尔斯河北畔的剑桥市，隐隐看不起河对岸波士顿地区的爱尔兰人社区。我因为贪图房租便宜，恰好住进了那个社区，却因为听力不好，实在听不出一河之隔的英语有什么口音差异。我曾请一个爱尔兰裔的美国教授林琪以放大的口型，夸张的口气，演示她的祖籍口音，才勉强听出一点差别。令我惊讶的是，那个地区受人尊崇的肯尼迪总统，并不是出身在查尔斯河的北岸，而是遭人歧视的南岸，恰好就在爱尔兰社区。他去世后，按美国规矩为前总统建立的肯尼迪图书馆就建在我住处不远的海边，脚一抬就到，我曾无数次在那里留连。
可惜总统归总统，歧视归歧视，这就和周恩来的政治魅力无助于缓解上海对苏北人的歧视差不多。林琪告诉我，这一歧视缘起19世纪中叶那场著名的马铃薯灾荒，爱尔兰人大批来北美新英格兰地区乞讨求生，地位低下，招人嫌弃。20世纪90年代爱尔兰总理访美，还特意要求在哈佛广场的空地上塑造一组饥民哀号求救的铜像，以纪念那个可怕年月。林琪还告诉我，随着爱尔兰社区社会经济发展，这一歧视正在淡化，相比她记事的童年时代，现在已经好多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致我要求她演示爱尔兰口音时，她没有丝毫不快，而是以开玩笑的心态在讲解一个历史故事，以及地区歧视发生的根本原因了。
只要有地区发展不平衡，就难以最终杜绝地区歧视。这是一个令人很不愉快的现实，之所以不愉快，是因为它最终与一个“穷”字相连接。“穷”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更不是美好道德的源泉，相反，它只是刺激普遍人性中的普遍弱点：嫌贫爱富。普遍人性普遍存在，地不分东、西，人不分黄、白，只要有地区发展不平衡，就会有河南人问题，苏北人问题，乃至爱尔兰人问题。而爱尔兰人故事告诉我们的是：地区歧视当然不可取，更不能放纵这一观念蔓延到执法、司法行为，但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地区发展的失衡，才能最终消解这一丑恶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是这个发展不能仅限于经济，应该包括文化，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环不是改造“国民性”，而是实施实实在在的教育机会平等；还应该包括政治发展，政治发展中最重要一环是司法公正，在最终克服地区发展不平衡之前，首先要做到也可以做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作者：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