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
姜戎
吉普一过边防公路，就可以隐约看见东南远处的黑石山。杨克驾着车在草原土路缓缓行驶。
陈阵叹道：草原狼的存在是草原存在的生态指标，狼没了，草原也就没了魂。现在的草原生活已经变质，我真怀念从前碧绿的原始大草原。作为现代人，在中原汉地最忌怀旧，一怀旧就怀到农耕、封建、专制和“大锅饭”那里去了。可是对草原，怀旧却是所有现代人的
最现代的情感。
杨克用一只手揉着太阳穴说：我也怀旧，一到草原，我满脑子里涌出来的都是原始游牧的场景。二三十年前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
杨克又说：从草原回城后，咱俩各忙各的，你苦干了那么多年，这次也该把你研究的东西好好跟我讲讲了吧。
陈阵说：这些年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和立场，可以重新认识华夏的农耕文化和华夏民族的国民性，可以重新认识游牧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这样也就可以基本弄清“中国病”的病根。“中国病”就是“羊病”，属于“家畜病”的范畴。
杨克说：咱们那段经历，还有草原游牧精神，真值得好好挖掘。
陈阵马上进入主题，他加重了语气说道：中国病的病根就在于农耕和农耕性格。过去知识界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病的病根是在这里，但是就是批判得不深不透，还遭遇强烈的抵抗和反批判。我认为，这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思想斗争，之所以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不仅是因为中国农耕性格的势力太深厚，还因为批判阵营没有找到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中国农耕意识的深厚传统的批判，零敲碎打不行，必须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分析、批判和清算，最关键的是必须使用比农耕历史更悠久、更有生命力、更有战斗力的游牧精神武器。
我所说的游牧精神，是一种大游牧精神，不仅包括草原游牧精神，包括海洋“游牧”精神，而且还包括太空“游牧”精神。这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从古至今不停奋进，并仍在现代世界高歌猛进的开拓进取精神。在历史上，这种大游牧精神不仅摧毁了野蛮的罗马奴隶制度和中世纪黑暗专制的封建制度，开拓了巨大的海外市场和“牧场”，而且在当前还正在向宇宙奋勇进取，去开拓更巨大更富饶的“太空牧场”，为人类争取更辽阔的生存空间，而这种游牧精神是以强悍的游牧性格、特别是狼性格为基础的。草原的“飞狼”最终还是要飞向腾格里、飞向太空的啊。
杨克赞道：开篇不错。一下子就点到我最感兴趣的兴奋点上。
陈阵从挎包里掏出文件夹，里面是电脑打印稿。他清了清嗓子说：我的讲座比较长，我没有带书稿，只带了一份提纲和一些卡片。这回和你一起来草原，我也想跟你讲讲，再听听你的意见。今天我只能简要地讲，还希望你参与和补充。
杨克说：那没问题。
陈阵平稳地说：我觉得，华夏农耕文明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这种文明内部没有比阶级斗争更深层更广泛的残酷激烈的生存竞争。
杨克点头道：可是游牧文明恰恰相反，游牧生活内部的生存竞争太残酷，也太普遍。农耕社会哪有草原这样不间断的激烈生存竞争。严师出高徒，严酷的竞争出强悍的狼群、战马和民族。两种生存环境一对比，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就对比出来了。真有狼羊之别啊。难怪草原民族一直把自己比作狼，把农耕民族比作羊。那几年兰木扎布就不叫我杨克，他在我的名字后面加了一个“奥”，管我叫“羊羔”。可我就是摔不过他，干没辙。那年集体劳动，人特多。休息的时候，兰木扎布真跟狼摔羊羔似的，一口气把我摔了六七个跟头，那些漂亮的蒙古丫头看得都冲他笑。兰木扎布还指着萨仁其其格说，额仑最漂亮的小母狼哪能嫁给羊羔呢，她要是忍不住把你给吃了，咋办？一圈人都笑了，连我也笑了，笑得苦胆汁都倒流到嘴里面。这次喝酒他又提起这件事。
陈阵苦笑道：那时候咱们还真是不行，到草原已经摔打了几年都摘不掉“羊”的帽子，那么亿万汉民族呢？刚到草原的时候，让我感触最深的是，牧民总是说蒙古人是狼，汉人是羊。这对我当时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冲击不小，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精神冲击，才促使我下狠心去研究狼和羊，研究两个民族的精神和性格的……
吉普路过当年毕利格老人指挥打围的猎场。杨克感慨道：那次打围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咱俩总算亲眼见到过草原骑兵的骁勇善战。那还是一场普通的打围呢。咱们中学时下乡劳动也参加过农民的打场，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陈阵问道：你考虑过没有，为什么周秦汉唐时期华夏中原民族也曾把犬戎、山戎、匈奴和突厥打得落花流水？到汉唐时期打了几百年的恶仗，还灭掉或驱逐了强大的北匈奴和西突厥。那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时期。在文化上也是高峰林立，群星灿烂，为什么那段时期的华夏民族就那么厉害？具有气吞山河的阳刚雄健进取的民族性格？
杨克不假思索地说：我想那时候华夏族正处在上升阶段。上升阶段总是冲劲十足。
陈阵说：我认为，因为那个时期华夏民族的血管里“狼血”成份很浓，“羊血”倒不太多。人类脱胎于野兽，远古时期人类的兽性狼性极强，这是人类在几十万年残酷竞争中赖以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没有这种凶猛的性格，人类早就被凶残的自然环境和兽群淘汰了。但是兽性狼性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危害也极大，如果一个国家里的人群全像狼群一样，这个国家的人群就会在互相厮杀中同归于尽、彻底毁灭。人类的文明就是在不断抑制和驾驭人类自身的兽性和狼性才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圣贤、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思考的根本问题之一。但是，如果完全或大部消灭了人性中的兽性和狼性，甚至用温和的羊性和家畜性来替代它，那么，人类就又会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被残酷的竞争所淘汰，人类的文明也无从谈起。
因此，没有人类的半野蛮，就没有人类持续灿烂，不断跃进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条保留人性半野蛮的文明发展道路，而华夏民族力图走一条人性“无野蛮”的农耕式文明发展道路。形象地说，西方走的是一条“文明狼”的道路，而华夏走的是一条“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顺利地从“古代野蛮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现代文明狼”，现在正朝着未来真正大写的“文明人”演进。而咱们落下了不知道多少个阶段，而且还是南辕北撤。
华夏先圣，怀着善良朴素的愿望，受到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力图实现克己复礼，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为只要铲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实现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学千年淳淳教导：“其为人也，温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温柔敦厚”，儒家教义具有鲜明崇羊灭狼的农耕性质。到后来的宋明理学那就更极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连正常的人欲都要灭，就不要说消灭人性中存留的兽性狼性了。在农耕民族存在的基础上，经过千年的教化驯牧，华夏的知识层充满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华夏下层布满了软弱可欺的良民顺民，羊性几乎成了华夏的国民性。这条道路走得太极端，后来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凶悍的草原狼群，其结果，二十四史早已记录得血流成河。再后来，世界变小，敦厚的华夏“文明羊”遇上了凶悍的西方“文明狼”，两种文明相撞，撞翻的当然是羊。所以，古老的华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后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杨克的谈兴也浓了起来，问道：我真不明白，古代中国怎么就走到这么一条绝路上去了呢？在周秦汉唐时期华夏族不是走得好好的吗？
陈阵开始侃侃而谈：民族最初的道路主要是由客观环境所决定的。华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适合农业发展的、最大的“两河流域”，也就是长江黄河流域。这个流域要比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伦两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大得多。因此，华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农耕生活摆布，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民族性格也不得不被农耕性质的民族存在所改造，所决定。
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近，牧地多，农业不占绝对优势。狩猎业、牧业、农业、商业、贸易、航海业齐头并进；草原狼、森林狼、高山狼、陆狼、海狼一直自由生活。西方民族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顽强存留下来，而且在千年的商战、海战和贸易战中得到不断加强，后来又进入到现代工业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狼性越发骠悍，所以西方民族强悍进取的性格从来没有削弱过。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决定民族命运。这种性格是西方后来居上并冲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观原因。
世界上从古到今大致有狩猎、游牧、农耕、商业、航海、工业这六种行业和六种民族。其中，农耕最特殊，因为只有农耕可以自给自足，自我封闭，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竞争、交换和杂交。除了农耕以外，其他五种行业都不是“和平”的行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竞争交换搏杀才能生存发展。这五种行业都是竞争激烈，风险巨大，环境险恶，你死我活的行业。如果这五种民族没有像狼一样凶悍顽强进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因此，这六大行业中产生出来的六种民族，除了农耕民族以外，狩猎民族、游牧民族、经商民族、航海民族和工业民族这五个民族，都是世界上强悍进取的民族。
而且这五种行业和民族有着继承关系，从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从经商航海又发展到近现代工业。这五种强悍行业是为强悍民族准备的，也只有强民族才敢干强行业。从低级强行业一直干到高级强行业，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航线。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由狩猎游牧，发展到经商航海，再发展到现代工业时代的。
古代农耕民族的历史是一个闭门造车，自给自足的历史支流，他们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游牧民族及其后代冲进他们的流域，抢走了他们的创造发明，并把他们灭了国，灭了族，或当作附庸，便继续在惊涛骇浪中扬帆远航，去创造发明更先进的文明了。华夏民族一起步就踏上农田，走进农耕民族发展的历史支流，越走越弱，当然在民族性格上就要大大吃亏。
华夏先民的性格绝对不比西方民族弱，同样勇敢智慧，强悍进取，狼心勃勃。可是一落到华夏这片世界最大的温良敦厚肥沃的农田里，再凶悍的狼性也悍不起来了。古代中国广阔深厚的农田，是软化驯化草原狼和狼性的温柔之乡。
吉普进入边防公路以南的草场，草已矮得贴了地皮，像一大片光秃秃的练车场。杨克将车开出土路径直向黑石山驶去。
陈阵略略翻了翻打印稿，继续说：黄河流域并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惟一发祥地，西北草原，尤其是内蒙草原，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据《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介绍，考古发掘证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就有人类活动。著名的“大窑文化”的历史久远性令世人吃惊。大窑遗址在内蒙呼和浩特市东北郊保合少乡大窑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遗址有一个远古人类的石器制造厂，时间跨度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中期、一直到晚期，前后长达几十万年。遗迹最早的年代距今约70万年，比北京猿人的遗迹还早10—50万年。到新石器时代，内蒙的古人类活动的范围更广。距今为止，在内蒙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100多处，而从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形状和彩陶风格，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有区别。
还有，在西北陕西发现的蓝田人距今约80—60万年，也比北京猿人的历史久远。即便是北京猿人，也不属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人，而是远古北方人。在远古时期，北方和西北的高原和草原水草丰茂，气候湿润，适于人类生活。草原的远古人类过着狩猎、游牧和采集的生活，而大禹治水以前的黄河中下游的中原，还是定期和不定期的“黄泛区”，许多地方都不适合人类居住。中原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并由黄河输送泥沙而堆积形成的平原，因此，西北高原和草原是中原之父，黄河是中原之母。西北草原的人类史自然也就比中原的人类史更久远，中原的原始先民来自于西北高原和草原。
中国草原先民必定以他们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以及流动扩张的特性，慢慢进入和开发中原，并持续深刻地影响了中原部族和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炎帝和黄帝就是出身于西北游牧族，据传说，炎黄二帝都出自于远古少典部族。范文澜综合了史书记载的传说后认为：“炎帝姓姜……姜姓是西戎羌族的一支，自西方游牧先入中部”，慢慢开始农耕。古羌族属于典型的游牧民族，是华夏汉人的祖族之一。西羌族性格刚烈勇猛，这就不是传说了，而是事实。《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这几句评语真是太精彩了，简直就是在说狼，也是对草原狼和游牧民族性格的高度概括。因为只有草原狼和游牧民族才宁肯战死，不愿病终。这段记载和评语极为准确生动地抓住了西羌族和中国游牧民族的共同本质性格特征——狼性性格；也敏锐地指出了西北游牧民族的性格的来源——“同之禽兽”，也就是同之于猛禽猛兽、同之于草原雄鹰和草原狼；而且又指出了中华民族的金行之骨气志气的产地——西方和西北方的游牧区。我真为汉人的先祖有这样“坚刚勇猛”的性格而感到自豪和振奋。
羌族是中国的一个了不起的古老民族和华夏民族的主要祖族之一，她不仅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大部分西戎族，还孕育了汉族、党项、土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的分支部族还参与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据有的专家研究，单音节有声调的汉藏语系就发源于单音节的古羌语。直到现在，许多汉字还带有华夏祖先羌人的游牧血统的胎记，例如，现在用得最滥的“美”字就是这样，美字由“羊”字和“大”字组合而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美……从羊，从大羊。”徐铉注释道：“羊大则美，故从大。”可见华夏先祖的审美观是游牧人的审美观。咱们俩都当过羊倌，能够体会这种美感。羊肉是牧人的主食，把一群羊羔养成一群大羊，那心里是多美啊。“羊大”也是草原狼的审美观，当一条大狼猎到了一只大羊的时候，那它就美得乱哼哼了。如果汉人的先祖是农民，那美字就不是“大羊”而可能是“大米”了。远古选美选大羊，现代选美选美人，但是美字本身依然是“大羊”。
羌族的伟大在于她的刚强性格和超人的智慧，与古羌族同时存在的古匈奴等游牧民族早已消亡，而她却一直顽强生存延续至今，她的儿孙子族的数量已达到令世界震惊的十几亿之巨……
咱们还是回到炎黄时期，在炎帝进入中原之后，传说中的南方“兽身人言”的九黎族蚩尤也北上中原，与炎帝族发生激烈冲突，开始务农的炎帝族被凶悍的蚩尤九黎族不断进逼，
“九黎族驱逐炎帝族，直到涿鹿”。炎帝便联合更加强悍的黄帝族共同作战，在涿鹿大败九黎族，并把九黎驱出中原。黄帝族后来又打败炎帝族，并把炎帝族挤到长江流域，才正式进入中原定居。再往后黄帝族又与炎帝族联合，共同抗击南方蛮族。
我认为黄帝族之所以能够战胜蚩尤九黎族是有其民族性格根源的。这是因为当时黄帝族仍是游牧族。《史记·三皇本纪》的注释说：“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娲氏之女……姜姬二帝同出少典氏，黄帝之母又是神农母。”因此，黄帝族与炎帝族同属一族。既然炎帝族起源于西戎羌族，那么黄帝族也起源于西羌和西北高原。史书记载，传说中的黄帝族发源于西北游牧区，活动范围在西北，主要功迹和事迹也发生在西北。庄子说：“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山海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史记·五帝本纪》又说：黄帝族“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而且，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史记》的注释解释道：“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而黄色之土，乃游牧之地西北黄土高原也。范文澜认为：“黄帝族原先居住在西北方，据传说，黄帝曾居住在涿鹿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徙无常的游牧生活。”
在传说中，黄帝与炎帝打败蚩尤九黎，发生在涿鹿；黄帝与炎帝三次大战发生在阪泉，而阪泉在河北怀来，古称怀戎，是游牧区，就在涿鹿东边几十里的地方。涿鹿在华北的西北部，是内蒙草原的延伸地，在上古时期是典型的游牧区。上古时期涿鹿、怀来、妫河和燕山地区是游牧民族的地盘。后来，黄帝又定都于涿鹿。最后，黄帝叶落归根，“黄帝崩，葬桥山”，而桥山更是地处西北，人所皆知。炎黄二帝起源于西北游牧族和游牧区，因此必定崇拜天，也就是崇拜草原和游牧民族的“腾格里”。《史记》说，轩辕黄帝擒杀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陈阵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卡片说：中国西北的游牧族世代崇拜腾格里，这是经过考证的。你听听《草原帝国》的作者、法国研究亚洲史的泰斗勒尼·格鲁塞是怎么说的。他说，“匈奴人于公元第三世纪后半期时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和强有力的民族。他们的首领被称作单于，这称号的全文译音为撑梨孤涂单于，汉文内译作‘天子’，我们辨别出撑梨为突厥——蒙古语字根，它显明的是突厥字与蒙古字‘腾格里’（天）的译音。”你看，从匈奴到突厥，再到蒙古，全都崇拜腾格里。而匈奴是极为古老的民族，古称荤粥，在夏朝称为“淳维”，在殷商时期称为“鬼方”，到汉朝才称为匈奴。《史记》的注释说：荤粥乃“匈奴别名也”。在黄帝时期，黄帝就曾与荤粥打过交道，《史记·五帝本记》说：“黄帝……北逐荤粥”。由此推断，在黄帝时期的西北游牧族就崇拜腾格里，要不当时的各部族就不会把黄帝尊为天子了。腾格里崇拜和天子这一称号都来自上古时期的西北游牧族。
由于黄帝族是游牧族，因此也必定具有狼一样的猛兽性格，《五帝本纪》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传说中，黄帝的军队就是这样一支凶猛可怕的猛兽之师，带有鲜明的游牧军队特性。要注意的是，在上述六种猛兽中却没有狼，这是因为在猛兽中狼是不可被驯教的，连半人半神的黄帝也不能驾驭狼，而且崇拜草原狼的游牧族是绝对不会去驾驭狼的。
所以，我们汉人实际上都是西北游牧民族的后代。后来汉族鄙视游牧民族，那真是忘本忘祖。汉族出身于游牧民族，那它的血管里肯定还有狼性血液的遗存。这可是未来中华民族复兴的资源，应该像保存火种那样把它好好保存并发扬光大。
杨克眼睛闪亮，说：怪不得草原民族代代崇拜腾格里，华夏农耕民族也世代崇拜“天”，崇拜老天爷。原来华夏族的“天崇拜”，是炎黄二帝从草原老家和游牧祖先那儿带到华夏来的。
陈阵微笑道：没错。所以中华大地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本是同根生，是腾格里之父，和草原大地之母生出来的一对兄弟，草原民族是兄，华夏民族是弟。这两个东亚古老的民族同时崇拜天、崇拜腾格里。这种共同的最高崇拜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现在看来，炎黄以后的中华历史表明，这对有共同最高崇拜的同根兄弟民族，不管怎样打得血流成河，但却是在共同创造中华的文明和历史。一旦华夏民族在农耕环境中软弱下去，严厉又慈爱的腾格里天父，就会派狼性的游牧民族冲进中原，给羊性化的农耕民族输血，一次一次地灌输强悍进取的狼性血液，让华夏族一次一次地重新振奋起来。后来在软弱的弟弟实在扶不起来的时候，强悍的哥哥就会入主中原，入主半个中国，甚至入主整个中华，代替弟弟掌管社稷，维持华夏文明，一直坚持到与西方文明相遇。兄弟两族就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创造了世界惟一的奇迹——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惟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一直延续至今。而且，还深深地蕴涵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潜力。
中华文明道路是世界上最大的强悍草原，和世界上最大的软弱农田上产生出来的奇特之路。
还需要注意的是，炎黄大战，最后以黄帝胜出，这是因为虽然炎帝黄帝都起源于游牧族，但是炎帝族比黄帝早几百年进入中原农耕区，炎帝又称作“神农氏”，是上古时期华夏各族中最早开始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的部族，因此炎帝就比黄帝更早地受到农耕对民族性格上的软化影响。游牧精神不断战胜、并最终战胜农耕精神这一世界性的客观规律，也在中华历史中发生作用。炎黄大战成为中华文明史中极为重要的一条主线的起点，这条主线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游牧精神和农耕精神之间的斗争、融合和发展的历史。这条主线的历史比阶级斗争的历史更久远、更漫长，在阶级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条主线的历史对中华文明影响也更深远，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杨克兴致勃勃地说：更有意思了。看来不到草原祖地，不拜会草原民族、草原狼和狼图腾，咱们就不会站在全新立场来弄清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以及这种文明的底蕴。到草原跟狼打过交道以后，我脑子里的大汉族主义也确实清除得差不多了。
陈阵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中华历史和华夏民族五千年的性格形成和演变相当复杂，但确有规律可寻，现在总算理出点头绪来了。
杨克说：接着讲，只要你不累，我就可以奉陪到底。
陈阵说：我也正憋着要跟你讲呢，讲一讲才能理得更清楚。有你听，我就更来劲……等
会儿再讲吧，快要到小狼的故居了，我要向我的小狼导师汇报研究成果呢，它是我真正的指导老师，还有一位就是毕利格阿爸，而草原狼群和草原人，也都是我的尊师呵。
山脚下原来的茂密的苇林早已消失。吉普穿过低矮稀疏、青黄错杂的旱苇地，爬上黑石山下的缓坡。
杨克问：你还记得小狼的狼洞吗？
陈阵口气肯定地说：学生怎么会忘记老师的家门呢？我会在离老洞最近的坡底下停下来的，上面一段路还得步行，必须步行!
吉普慢慢前行，距小狼的出生地越来越近，陈阵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他感到自己似乎像一个老战犯正在去一座陵墓谢罪，那个陵墓里埋葬的就是被他断送性命的七条蒙古草原狼：五条小狼崽还没有睁眼和断奶，一条才刚刚学会跑步，还有一条小狼竟被他用老虎钳剪断了狼牙，用铁链剥夺了短短一生的自由，还亲手将它砸死。天性自由，又越来越尊崇自由的陈阵，却干出了一件最专制独裁的恶事，他简直无法面对自己年轻时期那些血淋淋的罪行。他有时甚至憎恨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他的好奇心和研究癖，才断送了那七条小狼的快乐与自由，他的书稿是蘸着七条可爱的小狼的鲜血写出来的，那可是具有白狼王高贵血统的一群蒙古草原狼啊……20多年来，他的内心深处常常受着这笔血债的深深谴责和折磨。他也越来越能理解那些杀过狼的草原人，为什么在生命结束后都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身体交还给狼群。那不仅仅是为了灵魂升天，也不仅仅为了是“吃肉还肉”，可能其中还含着偿债的沉重愧疚，还有对草原狼深切的爱……可是如今的草原再也没有天葬场了。
20多年来，可敬可佩，可爱可怜的小狼，经常出现在他的梦里和思绪里，然而，小狼却从来不曾咬过他，报复过他，甚至连要咬他的念头都没有。小狼总是笑呵呵地跑到他的跟前，抱他的小腿，蹭他的膝盖，而且还经常舔他的手，舔他的下巴。有一次，陈阵在梦里，他躺在草地上，突然惊醒，小狼就卧在他的头旁，他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咽喉，可是小狼看到他醒来，却就地打滚，把自己的肚皮朝天亮出来，让他给它挠痒痒……在20多年的无数梦境中，小狼始终以德报怨，始终像他的一个可爱的孩子那样跑来与他亲热……使他感到不解的是，小狼不仅不恨他，不向他皱鼻龇牙，咆哮威胁，而且还对他频频表示狼的友情爱意，狼眼里的爱，在人群里永远见不到，小狼的爱意是那么古老荒凉，温柔天真……
杨克见到这面碎石乱草荒坡，好像也记起二十七八年前那场残忍的灭门恶行。他眼里露出深深的内疚和自责。
吉普在山坡上停下，陈阵指了指前面不远的一片平地说：那就是小狼崽们的临时藏身洞，是我把它们挖出来的，主犯确实是我。我离开额仑的时候它就塌平了，现在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了，咱们就从这儿往老洞走吧。两人下了车，陈阵背上挎包，领着杨克向那个山包慢慢绕过去。
走上山坡，原来长满刺草荆棘高草棵子，阴森隐蔽的乱岗，此时已成一片秃坡，坡下也没有茂密的苇子青纱帐作掩护了。又走了几十米，百年老洞赫然袒露在两人的视线里，老洞似乎比以前更大，远看像陕北黄土高坡一个废弃的小窑洞。陈阵屏着呼吸快步走去，走到洞前，发现老洞并没有变大，只是由于老洞失去了高草的遮挡才显得比从前大。连年的干旱使洞形基本保持原样，只是洞口底部落了不少碎石碎土。陈阵走到洞旁，跪下身，定了定神，趴到洞口往里看，洞道已被地滚草，荆棘棵子填了一大半。他从挎包里掏手电往里面照了照，洞道的拐弯处已几乎被土石黄沙乱草堵死。陈阵失落地坐到洞前的平台上，怔怔地望着老洞。
杨克也用手电仔细看了看洞道，说：没错！就是这个洞！你就是从这个洞钻进去的。那会儿，我在外面真是吓得两头害怕，又怕你在里面碰见母狼，又怕外面的狼跟我玩命……咱俩当时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说实话，你的理论确实是真正深入草原腹地，深入狼洞里得来的……
杨克又弯下身冲着老洞呼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陈阵和我来看你啦！杨克就像在新草场对着小狼自己挖的狼洞，叫小狼出来吃饭一样。然而，小狼再也不会从狼洞里疯了似地蹿出来了……
陈阵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土，又蹲下身，一根一根地拔掉平台上的碎草，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七根北京火腿肠，其中有一根特别粗大，这是专门给他曾经养过的小狼准备的。陈阵把祭品恭恭敬敬地放在平台上，从挎包里拿出七束香，插在平台上点燃，又从文件夹里抽出文稿的扉页，点火烧祭。火苗烧着了《狼图腾》和陈阵的名字，陈阵希望小狼和毕利格阿爸的在天之灵能收到他的许诺和深深的忏悔。火苗一直烧到陈阵的手指才熄灭。陈阵又掏出一扁瓶毕利格老人喜欢的北京“二锅头”酒，祭洒在老洞平台上和四周的沙草地上。他知道，额仑草原原二队草场上的每一个老狼洞旁都有老人的脚印。由于他不听老人的话坚持养狼，伤了老人的心，他对老人的愧疚也永远不能弥补了。
两人都伸出双臂，手掌朝天，仰望腾格里，随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去追寻小狼和毕利格老阿爸的灵魂……
陈阵真想大声呼喊，小狼！小狼！阿爸！阿爸！我来看你们了……然而，他不敢喊，他不配喊。他也不敢惊扰他们的灵魂，惟恐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下面如此干黄破败的“草原”。
干旱的腾格里欲哭无泪……
时间还早，两人走到车旁，搬下食物筐，在吉普的阴影里，就地野餐。陈阵闷头喝酒，心情压抑哀伤，酒气呛出眼泪，眼前的狼山一片模糊。
杨克说：你也别太伤心了。你把你的东西写出来，就是对小狼和阿爸的最大安慰和补偿。实际上到后来，小狼跟咱俩特亲，尤其是对你，它都快把你当作干爸了。就是腾格里告诉它真相，小狼也不会记恨你的。在现代，人的感情越来越靠不住。干了十几年律师，我对中国人越来越失望。老爸还没咽气呢，儿女亲属就在老人的病床前，为争夺遗产大吵大闹，吵得老人都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现代都市真正动情的哭泣，只有在人们的宠物爱犬死的时候才能听到……将来，人们只能到动物世界去寻找真、善、美了。
陈阵叹道：何止是真、善、美啊。
杨克说：继续你的讲座吧。在草原狼的故土沙场开狼图腾讲座，这是对小狼，对所有战死在草原的狼壮士的最好祭奠。小狼在天上一定会歪着脑袋，竖起耳朵安安静静地听你讲的。
陈阵猛灌了一口酒，一股狼性血气直冲头顶，他开始继续滔滔不绝的草原实地讲座：
一般说来，狼性草原环境具有狼性性格和血液的造血功能；而羊性农田环境具有羊性性格和血液的造血功能。当炎黄二帝率领部族进入中原，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第一，炎黄部族本身带有凶猛强悍的狼性格和狼性血液；第二，中原和西北大地当时还拥有大片牧地，那里猛狼成群。因此，当时的华夏仍然存有狼性血液的强大造血功能；第三，大量农田的开发，使农耕环境的羊性血液的造血功能开始发挥作用；第四，儒家孔学还未出世。后来出现的儒家是集农耕意识大成的大家，它对华夏民族的性格形成将产生巨大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早期的儒家产生于当时华夏半牧半农的土壤中，因此虽然儒家充满三纲五常、保守顺从的农耕意识，但早期的儒家经典中还含有刚毅强悍的游牧遗风和性格，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后来宋明时期的纯农耕儒家有重大差别。
因此，在最初阶段，炎黄先民的狼性血液还没有被部分和平安定的农耕生活所稀释；凶猛桀骜的狼性性格和游牧精神，也不可能轻易被部分定居安逸的农耕环境所软化。
炎黄部族开始半牧半农。这样，他们既有凶猛的战斗性格和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保家卫国；又有相对安定的劳动生产条件，以生产供应充足的生活资料。因而这个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能量。炎黄先民从此在中原大地崛起，人口快速增长，国土剧烈扩张，从黄河流域一直扩展到长江流域。大禹陵至今还矗立在江南。
然而，逐渐扩大的农耕生活，慢慢消蚀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狼性性格，并慢慢破坏已经逐渐缩小的中原牧地的狼性造血功能。到商末时期，西部的周族开始崛起，当时周族已开始农耕，但是，由于周国地处西部，国内居民大多是戎狄游牧民族。周古公曾费大力气改革戎狄旧俗，建立新的封建生产关系。一般说来，游牧民族尚武善战；农耕民族尚文重教化。周国内部存在的农耕与游牧杂居融合的民族现象，就使得周国在民族性格上具有农耕与游牧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还有，周国经常遭到境外戎狄游牧民族的侵略，被迫与之交战，从而也得到了性格和军事上实战锻炼。因此，周民族在性格上就比较全面，狼羊结合，半野蛮半文明，文韬武略，智勇双全，具有比中原农耕为主的民族更多的狼性血液，具有更强悍进取的狼性格，还具有较高的礼仪文明，敦厚待民爱民的向心力。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联合八个西方戎狄国，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而“戎车”和“虎贲”都标明了周国军队的游牧虎狼的特性。周武王在与商纣王七十万大军决战之前指天“大誓”，号召全军“如虎如罴如豺”勇猛杀敌。而“豺”就是狼。周国凶猛的虎狼之师，以少胜多，取得大胜，灭掉商朝，建立起对中华文明影响极大的西周王朝。
周国在与戎狄民族杂居交融的时候受到了游牧民族天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深刻影响，后来周国又将这一影响带进华夏，并继续把天崇拜作为华夏民族的最高崇拜，周朝的最高君王也被称为周天子。
周国和周朝的这种半羊半狼的杂交优势，使周国和西周不仅接受了一次游牧民族狼性血液的输血，而且实际上还对整个华夏民族，重新输入一次草原狼性血液。使千年来被农耕羊血稍稍冲淡了的狼性血液，恢复到原有的浓度比例。这次输血产生了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这些对华夏民族和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人物。那时候华夏族的圣贤，都具有刚强的游牧精神：性格强悍，胸襟开阔，目光远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就产生于这个时代，也是对当时民族性格的准确写照。而这种民族精神中充满了中华游牧精神。
农耕所必然产生的不思进取的安逸腐化，是商朝覆灭的内因，自强不息的周王朝取代商朝便顺理成章。在西周的盛期，文武之道张弛有度，文治武功光辉灿烂，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陈阵背靠车轮，伸开腿，继续说：中华民族以后的道路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的路线发展下去的。农耕必定软化农耕民族的性格，而草原游牧必定强化游牧民族的性格，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必须依靠游牧民族定期或不定期的不断输血。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涉及到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问题，即民族性格问题。
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证明，历史绝对不是“一堆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其内在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可是中华文明兴衰发展的特殊规律直到现在还隐藏在“偶然事件的堆积”里。如果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的研究角度及其方法来研究分析这些“堆积”，那么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中国特殊的文明兴衰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命运。
性格对于个人来说，是其能否成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民族来说，民族性格则更是一个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攸关的国家大事。从世界各民族兴亡盛衰的历史看，民族性格属于民族脊梁问题。历史证明，一个民族的性格强悍进取，这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机会就大就多；而一个民族的性格软弱，这个民族被淘汰的可能性就增大。从世界上实际存在的民族价值标准看，民族性格软弱是一个民族最致命的缺陷。因为，软弱的民族性格是万恶之源，它将导致一系列最可耻、最不可饶恕的罪恶：不思进取，坐井观天、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叛卖投降、俯首称臣；人民被杀戮、被贩卖、被奴役、被歧视；民族被改种、改文、改姓、改身份等等。世界上无数古老农耕民族就因其性格软弱，而被残酷的世界无情淘汰。世界发展到现在，人口激增，生存空间和资源日益短缺，民族性格问题更加突出，因此，必须更加充分重视民族性格问题。为此，就必须从民族性格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演变发展史。
我认为，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伟大贡献，最主要是在精神上性格上的贡献。而刚强进取的民族性格则是创造和支撑中华文明的支柱。华夏农耕民族是创造古代中华文明的脑与手，而游牧精神和游牧性格则是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脊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西周以后，华夏民族一个主导性的盛衰规律也由此开始：一旦华夏民族性格中的羊性太强于狼性，华夏就被异族入侵，山河破碎，任人宰割；一旦狼性太强于羊性，华夏中国就专制暴政，或军阀混战，民变蜂起，战乱不休。只有华夏民族在性格上的狼性羊性大致平衡，狼性略大于羊性时，华夏中国才疆域扩大，国富民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
下面，咱们就来看看中国的历史是不是按此规律发展的，而且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是不是又印证了这一发展规律。
到西周末期，长期的农耕和平环境，使得君王荒淫无度，玩物丧志，烽火戏诸侯。君主性格软化，无心富国强兵，结果周幽王被野蛮强悍的犬戎族攻杀，幽王的宠妃褒姒被掳，象征华夏最高权力和地位的“九鼎”宝器也被犬戎掠往草原，都城丰、镐西北被犬戎占领。强
盛约三百年的西周覆灭。此后，犬戎便成了华夏民族最可怕的敌人，直到唐朝，中原民族还把一切西北游牧民族统称之为“犬戎”和“戎狄”。在唐代宗年间，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说：“犬戎犯关度陇，不血刃而入京师……”在唐德宗年间，大臣柳浑对德宗说：“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结。”这个“犬戎”的“犬”字带有汉族特点的强烈的侮辱性，而且说戎狄是“豺狼”也准确地指出了犬戎或戎狄族的狼性格。至春秋初期，犬戎又成为秦国的强敌。后来犬戎的一支北迁到蒙古草原，成为蒙古草原最早的游牧民族之一。研究中国的游牧民族、游牧精神和游牧民族的图腾，也必须从古匈奴荤粥和犬戎开始。
根据文献记载，犬戎族就是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并以白犬为图腾的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属于西羌族，是炎黄族先祖的近亲。早在炎黄时期，犬戎族就是炎黄族的劲敌。《后汉书》就有记载：“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高辛氏就是黄帝的曾孙，尧帝的父亲。史料只记载了犬戎族的图腾是白犬，但并没有说明白犬是野犬还是家犬。但是，白犬到底是野犬还是家犬，关系重大，这涉及到民族性格问题、中华游牧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图腾起源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
我认为，白犬可能就是白狼，据《后汉书》记载，至汉朝，在原来犬戎活动范围内曾出现一个人口众多的西戎白狼国。到东汉明帝时，“白狼……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自愿归属东汉。白狼王还命人作诗三首，合称《白狼歌》，献给东汉皇帝。因此，我认为白狼国就是犬戎国的变种，白狼王则是犬戎的后人，而白狼族就是崇拜白狼，并以白狼为图腾的部族。白狼国的存在，也可以证明犬戎所崇拜的白犬很可能就是白狼。
退一步说，即便白犬不是白狼，那么白犬也一定是像藏獒那样的比草原狼更高大更凶猛的野狗。据史料记载犬戎族极为野蛮凶悍，根据我对游牧民族的长期研究，历史上最古老最野蛮的犬戎族，按其民族性格来说，他们绝不会崇拜性格温顺听话的家狗，就像蒙古草原上从古到今所有马背上的民族，无一例外都不会以马为图腾的那样。因为马是草原人所驯服的动物，性格凶猛强悍的所有中华草原民族，绝对不会崇拜被自己所驯服的动物，也更不会把家狗家畜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而且，图腾是草原民族神圣的精神崇拜，而家畜却是受牧人鞭打驱使的奴仆，绝无神圣可言。咱俩在草原上生活了十年还不知道吗，牧民虽然很爱狗，但是在草原人的心目中，狗与狼地位极其悬殊，狗是草原人的战友，而狼则是草原人的神灵。
因此，我的看法是：犬戎族崇拜的白犬，或者是白狼，或者就是野生白犬，一种与狼同科，与狼同形，比狼更凶猛的自由野狗。所以，当时犬戎族的“犬图腾”就等于“狼图腾”，古犬戎就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崇拜“狼图腾”的古游牧部族之一。
说犬戎是最早崇拜狼图腾的部族之一，这是因为，据史书记载犬戎的母族——古羌族也崇拜犬图腾。《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里说：在唐朝初年有“白简、白狗羌并遣使入贡”，而且，唐还“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这说明古羌族也崇拜白犬。实际上，从民族归类上看，犬戎族就是西羌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羌，西戎牧羊人也。”因此，犬戎就是西羌，西羌包含犬戎。那么以上所说的“犬戎”、“白狗”和“白狼”等族就都是西羌族。由此可以断定，西羌族是以白狼或白犬为图腾的游牧民族。而“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的勇猛古羌族当然也不会崇拜驯顺的家狗的，因此古羌族崇拜的“白狗”不是白狼就是比狼更凶猛的野生白狗，因而，古羌族就是崇拜狼图腾的古老民族。由于华夏人文始祖之一——姜姓炎帝族是古羌族的一支，而黄帝又与炎帝同族，那么，如果追本溯源的话，白犬图腾，或狼图腾，是中华民族的最原始最主要的图腾。
狼图腾崇拜起始于华夏最古老的羌族、犬戎族和古匈奴荤粥，后经白狼、匈奴、高车、鲜卑、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蒙古民族。这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游牧民族图腾，在强悍的西北和蒙古草原上，一个又一个的游牧民族被更强悍的游牧民族打败，民族来复去，而狼图腾和狼精神却永世长存。这种狼图腾文化和精神从未中断，甚至大大超过从未中断的华夏农耕文明的历史长度。可惜，狼图腾所包含的巨大精神价值，从未被怕狼恨狼的汉人重视和研究过，甚至还故意将其打入冷宫。
特别重要的是：中华大地的这两个“从未中断”的文化，以游牧民族的狼图腾文化更有生命力，也更有价值。如果没有“从未中断”的狼图腾精神和文化，那么华夏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和文明就可能中断。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从未中断，这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世界文明历史中的奇迹，而奇迹背后的奇迹却是历史更久远、又从未中断的狼图腾文化。狼图腾之所以成为西北和蒙古草原上无数游牧民族的民族图腾，全在于草原狼的那种让人不得不崇拜的、不可抗拒的魅力和强悍智慧的精神征服力量。这种伟大强悍的狼图腾精神就是中华游牧精神的精髓，它深刻地影响了西北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也深刻影响了全世界。
我认为历史如此悠久的狼图腾崇拜和精神，恰恰是永葆其旺盛生命活力的古代和现代游牧精神的本源。现代中国人真应该为中国还埋藏有如此伟大珍贵、悠久丰厚的精神遗产而感到庆幸和自豪。现在到了应该剥去掩盖它的农耕羊皮，而让其大放光彩的时候了。它将是当代中华民族性格转换工程的最宝贵的本土精神资源。“东方睡狮”将由于狼图腾精神的复活，而真正苏醒和抖擞起来。
好！带劲！杨克噗地拉开了一罐啤酒，连声叫好。他把酒递给陈阵，自己也打开一罐，仰头猛喝了一大口说：你这个挖掘真比白狼王挖的狼洞还要深，一直挖到炎黄的祖族那儿去了。你的结论我同意，我也认为西羌犬戎崇拜的“白犬”肯定是野狗或者就是白狼。我到现在还特崇拜咱们的二郎呢，羌族和犬戎崇拜的肯定就是这样的野狗，或者更厉害的藏獒式的野狗，绝不会崇拜听人话的宠物狗的。要不然真无法理解东方游牧民族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能量。你这个观点能说服我。再接着讲！
陈阵一罐啤酒下肚，谈兴更盛，他挺起身，盘腿坐在沙草地上，继续开讲：西周之后，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华夏民族先祖强悍性格的遗传基因很强，又由于在陕西、山西、河北、华北北部仍保留着大量的牧地和游牧民族，甚至在现在的河北腹地定县平山一带还出现过一个由白狄匈奴所建立的著名的中山国。中山国立国几百年，以出产“中山狼”而闻名于世，因此中山国民性格强悍，与韩、燕、宋同时称王，还曾掠占过燕国的大片土地，可见当时中原华北还有不少狼性土地和狼性性格。而且，当时中原国家又经常遭受西北游牧民
族的入侵输血，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整个华夏民族的性格依然强悍，甚至强悍到产生不出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来统治他们的程度。在春秋战国时期，群狼逐鹿中原，诸侯争霸华夏，血沃中华大地。“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就是那个时代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写照。从民族性格中涌出的锐意进取的力量像火山群持续喷发，此起彼落500年。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像是一次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儒家、道家、墨家、兵家以及法家等狼家，百家争鸣，群峰林立。在华夏古代历史上出现了思想精神文化上的空前盛世。后来，中国在文化上的几次复古运动，都试图恢复当年的民族精神和性格，虽然没有成功，但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唐代韩愈和北宋欧阳修、苏轼的复古，造就了文坛上气势磅礴的“韩潮苏海”。历史证明，在政治经济上不能复古，否则就是倒退，但在民族精神和性格上必须经常“复古”。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一次非常伟大和成功的“复古”运动。
到秦朝，秦国又有一个类似于又不同于西周的开端。秦国也是地处西部，因此它拥有西北千里游牧区和秦川汉中巴蜀农耕区的半牧半农的经济基础，和在此民族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半狼半羊杂交的国民性格。强悍性格产生强烈要求改革变法的强大动力和愿望，秦国商鞅变法首先成功，而以农耕为主的和信奉周礼的六国，却因为长期的农耕生活国民性格日益软化。秦国很快便对六国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到秦始皇时代便横扫六国，统一华夏。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始皇开拓猛进的狼性性格，以今非古，焚书坑儒，强行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又筑长城，修驰道，建骑兵，击匈奴。敢作敢为，大气磅礴，首创了一个强悍向上的崭新时代。需要说明的是，这“书、车、行”的三同奠定了华夏民族的统一的基础。中国第一个的“大一统”并不是由儒家帝王建立的，而恰恰是由焚书坑儒的狼性秦始皇建立的。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王朝得以建立，也表明此时华夏民族的国民性格已经开始显露农耕化软弱的迹象。
然而，由于秦国立国的基地是在戎狄游牧区。秦国在秦穆公时期灭掉12个戎国，开地千里，成为“西戎霸主”，采用西戎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法律。司马光说秦“以贪狼为俗”，可见秦国受西戎的狼性格和狼图腾的影响极深。秦国当时已经是西部大国，秦襄公还曾被周平王封过诸侯。但是，华夏其他诸侯却认为秦是西戎野蛮国，根本不承认它是华夏诸侯国，还不让秦国参加华夏诸侯盟会。秦国国内游牧民族的成份确实更重，因此，秦国国民性格的狼性过强，在这块狼性土壤中诞生的秦始皇就很容易成为一个狼性暴君。结果，暴行激起反抗，潜伏在六国民间的狼性好汉揭竿而起，开始软弱的华夏民族又被激发出强悍精神，起义遍布全国，秦王朝二世而亡。但是，秦朝对中国历史影响极为深远，而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秦国君民狼性格的因素，中国历史决不会出现以后汉唐的辉煌上升时期。
秦国到秦朝这段历史，是草原民族对华夏民族又一次狼性血液的输血，大大地冲淡了千年来从农耕生活中涌进民族血管的羊血，使刚刚又要羊化和孱弱的华夏民族性格，再一次刚强起来。
公元前206年，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西汉时期，“汉承秦制”，西汉又承袭秦朝狼血，汉武帝在性格上就是第二个秦始皇，史家称汉武帝“异于秦始皇无几矣”，凶悍好战，举全国之兵力财力，连年征伐，毫不妥协，不灭匈奴誓不罢休。当时的汉朝，主战派占绝对优势，“锐勇轻死之士充满朝廷”，大有古羌族“以战死为吉利，以病终为不祥”的民族性格。汉武帝还大胆起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充满狼性豪情的将领，以骑兵攻骑兵，以骑射对骑射，凶猛果敢，长途奔袭，深入草原，血战匈奴数十年，打得匈奴元气大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甚至还把作为防御性工程的长城，也变成对草原经济封锁的进攻性武器，严禁铁器武器药材出关，斩杀大批违禁商人。
当时华夏农耕厚土上生长出来的儒家，也终于长成大树，进入官方主导意识形态。儒家主张以农为本，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并主张施仁政，以驯化软化国民性格，来换取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帝王所用。以典章制度治国安民，求得和平发展。汉武帝在认识水平上高于秦始皇，他懂得儒家的作用。因此，西汉时期，狼羊结合，霸道王道杂之，狼血羊血大体平衡。西汉时期，汉民族终于在性格上从秦朝的“野蛮狼”发展到汉朝的“文明狼”，达到古代“文明狼”的最佳性格水平，与同时代的西方强悍的古罗马民族性格大致相当，国家强盛的程度也差距不远。当时整个汉民族充满了勇猛顽强，开疆拓土，消灭强敌的壮志豪情。那时的西汉国运昌盛，国富民强；文史哲经，艺术科技，高度繁荣；并第一次征服西北和西域，扩大华夏的游牧国土，切断了匈奴的财政来源，消灭了匈奴的主力，造就了一个长达400年的辉煌朝代。大汉帝国是华夏汉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之一。遗憾的是，在以后的朝代，纯粹汉民族的民族性格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和水平，此后，靠汉族独木便难以支撑华夏文明大厦了。
随着汉朝屯垦戍边政策的实行，农耕对草原的扩张，和对草原民族的一次次沉重军事打击和压迫，以及晋朝残酷的“徙戎政策”，即用武力驱逐异族出境，激起游牧民族的强烈反抗。草原民族终于又积累起巨大的报复力量。到晋末，匈奴、羯、氐、羌和鲜卑五个草原民族先后冲进中原，又先后建立16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秦汉以来几百年的农业大发展，华夏的农业已取得优势，整个汉族已成为标准的农耕民族。民族性格羊性化，畏战怕死，不堪一击。“五胡”便像狼冲羊群一样，将整个中原变成“草原狼”的天下，时间长达120多年。在此期间，中原大地狼性太盛。因而，群狼混战，血腥残暴，尸骨遍野，人口锐减。但这次巨大灾难的内因，仍在于农耕文明的本身，温柔敦厚的农耕民族缺乏强悍的国民性格来抵御外来侵略。
建国于公元386年的北魏，是一个狼羊性格结合比较好的时代，我对北魏非常感兴趣。建立北魏的鲜卑族和后来的蒙古族都属于东胡，两民族的语言有共同的祖源。鲜卑族发源于大兴安岭北麓的鲜卑山。蒙古史权威、原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说：“据近代学者研究，鲜卑为蒙古族。”
早在东汉和帝时，汉大将窦宪击败匈奴，鲜卑乘虚占领匈奴旧地，十多万户匈奴人自号
鲜卑，加入鲜卑族，同时也把匈奴的文化和原始崇拜带入鲜卑族，因此，鲜卑族又是东胡与匈奴的融合民族。鲜卑拓跋部极为凶悍，但是鲜卑的文化极其落后，连文字也没有。然而，他们有蒙古草原狼一样凶猛的性格和智慧的头脑，具有超凡的军事才能，是五胡中最卓绝的一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简直就像头神狼王，神武异常。他居然用了不到十年时间，依靠凶猛的鲜卑骑兵，扫平群狼，统一了北部中国。在中国历史西周以后，开创了第一个由草原民族建立的强悍有作为的朝代。
更有意思的是，鲜卑拓跋像蒙古草原狼一样爱动脑子极善学习，他们对汉文化极为痴迷，又一次表现出游牧民族在文化和制度上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民族性格。在冯太后和孝文帝时期，大力倡导全民族学习汉文化并与汉族通婚，几乎达到全盘汉化的程度。后来百万鲜卑迁都洛阳以后，完全使用汉语汉服汉制度，甚至将鲜卑姓改为汉性，例如将皇族拓跋氏改为长孙氏。让南朝汉人来使，一时分不清是到了胡国还是到了汉国。
需要说明的是，草原民族对汉文化的主动接受是有深刻的种族根源的：一是，汉文化中有至高无上的天崇拜，也就是腾格里崇拜，而汉文化中的天崇拜本来就是来源于草原民族的腾格里崇拜，是炎黄先祖从草原带到中原的原始崇拜。因此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最高崇拜与汉族天崇拜文化不仅不冲突，反而因原始崇拜的亲缘关系而情感亲近，容易接受。后来蒙古本土的蒙古族和华夏的汉族最终没有接受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都接受佛教，也是与蒙古族和汉族共同的最高天崇拜有很大关系；二是，汉文化儒学中也具有早期儒学遗留下来的强悍进取的游牧精神，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强健不屈的精神也颇合草原民族性格和狼图腾精神；三是，儒家全力维护“天子”，也就是“腾格里之子”的皇权。总之，汉文化本来就是游牧民族来到农耕地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因此，当后来的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农耕大地之后，就不必在文化上从头开始，只要把游牧先辈和后辈的文化成果拿来即可。当然，后来鲜卑、蒙古族和满族都看到了汉文化的缺陷，在接受汉文化时做了不小的取舍，并增添了许多游牧文化的内容。
还需要说明的是，传统观点认为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在武力上征服中原，但是汉族却可以用汉文化征服游牧民族，这实际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最大的错误在于否定了最根本的非文化因素——华夏农耕土地的征服作用。华夏广阔的农田能够征服和软化古代任何武功强悍的游牧民族，华夏农田的征服作用远远超过文化上的作用。游牧民族被汉文化征服的观点的片面性，又在于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成份，否定了汉文化中的游牧民族的部分所有权。而且，实际上游牧民族也不是被动地被汉文化征服，而是游牧民族主动地选择了汉文化，而这种主动选择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汉文化中有游牧文化的成份。
鲜卑拓跋的改革相当成功，北魏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剧增，国际交往频繁，一派东方大国强国的风貌。而且文化发达，佛教盛行，云冈、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的大石佛至今令人景仰，使昏庸腐败、内乱短命的南朝汉族国家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以至于后来的中国人大多知道大名鼎鼎的北魏，而对同时期南朝汉人的宋国和齐国知之甚少。北魏和南朝的鲜明对比，说明华夏农耕文化和民族性格已开始暴露出它致命的羊性软弱性。游牧民族一旦集合起整个民族的力量，抓住一次机会便可以武力入主中原，再经过短短的几代，就可以把华夏民族花费几千年时间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学到手，甚至还超过你一头。而缺乏进取精神的汉民族，虽然文化比草原民族先进，但是它不得不依靠定期或不定期的输血为生。如果几百年不进行一次大规模狼性血液的输血，它的骨头就软得难以支撑华夏大厦。古言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实际上真正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而某个具体的王者，就是游牧精神和性格的某个代表人物。
鲜卑统治北中国长达140多年，这次草原民族对华夏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所谓输血和混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以后在游牧精神和性格上对农耕民族的深刻影响。所谓“输血”，也就是游牧精神的输入；二是种族混血杂交，增强民族杂交优势，增加新性格人群的数量。“五胡入中华”造成中原大地巨大战乱，洛阳焚毁，血沃中原，十室九空，人口锐减。战乱又造成华夏民族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据史料记载，中州，也就是中原，大约有六七成的汉人逃往江南，这又进一步地减少了北中国的汉族人口。此后源源不断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尤其是鲜卑族，便填补了空荡荡的中原和荒凉的洛阳。《中国通史简编》说：“照江统《徙戎论》所说，关中人口百余万，氐羌和鲜卑等族约占半数。”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到洛阳时，就迁来鲜卑文武百官和军队，连同他们的家属和奴仆，总数不下100万人。为了学习汉文化和增加人口，鲜卑统治集团亲自带头实行鼓励鲜汉通婚的政策。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游牧民族获得了财产和权力上的优势，就可以广泛地通婚纳妾多生子女，使得游牧民族在种族人口繁殖上也取得超过汉族人口增长的优势。因而，经过十六国和整个北朝长达260多年的民族输血和杂交混血，北中国实际上已成为游牧民族与汉族在数量上大致相当的民族混合地区，尤其以鲜卑族的数量和影响为最大。
这次民族输血和混血，使得被农耕软化和羊性化的华夏中原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又一次被激活，再一次强悍起来。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输血和混血，对农耕民族来说是一件痛苦和残酷的事情，但却又是对“中国病”的绝对必要的抢救性治疗。客观地说，没有这一次长期广泛的输血和混血，就不会有后来伟大的隋唐。
北魏后来分裂为东魏和西魏，这两国依然是鲜卑族执政。公元550年高洋废东魏帝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公元556年鲜卑人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国号周，史称北周，依然是鲜卑政权。到周武帝时期，雄才大略的鲜卑皇帝——周武帝宇文邕又灭掉北齐，重新统一北中国。
公元581年，北周大丞相杨坚废掉周静帝，篡夺鲜卑北周王朝而建立隋朝，他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隋文帝。因此，隋朝实际上是建立在鲜卑国家的基础之上的。北朝之后的隋朝，由于刚刚经过长达260多年的五个游牧民族的狼性血液的输血，中原民族实际上是由鲜卑民族等游牧民族和汉族所组成的混合民族。又由于杨坚篡周建隋，所以鲜卑北周的统治集团也基本上被保留下来。隋朝朝廷充满鲜卑族官员，连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都是鲜卑人，独孤皇后是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女儿。因此，从隋朝的国家政权的组成和民族的构成上
说，鲜卑族的比重极大。从民族成份上讲，隋朝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朝代。在隋文帝时期，中原民族性格强健，文化发达，又是一个狼羊结合较好的时期。
因而，隋朝又是一个勇猛进取，有创造，有作为，了不起的朝代：实行均田制，开凿大运河，首创科举制，击败拥有40万骑兵的强大突厥，又征服南中国，结束中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战乱和分裂，建立起国土辽阔的统一国家。
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北方经过游牧民族入侵长期战乱破坏，本该在国力上落后于未受异族入侵的南朝。事实上恰恰相反，在南朝，汉族执政的宋齐梁陈一个比一个腐朽黑暗、软弱无能、内讧短命。南中国的汉族政权后来被大隋朝轻而易举地灭掉。
从此以后，在古代中国又出现一个规律：受到过游牧民族输血和混血的北方中原，无论被战乱破坏得多么严重，但大多可以灭掉或收降南中国汉族政权，而南中国汉族的最后政权则无一例外都被北方国家轻易灭掉。此规律的适用性还可以上推到秦。从秦灭楚吴、魏灭蜀、晋灭吴、隋灭梁陈、宋灭后蜀南唐吴越、元灭南宋、一直到清灭南明三藩太平天国。此规律证明，游牧性格大大强于农耕性格，强悍性格是一个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决定性因素。纯农耕的南中国一旦丧失了残存的炎黄游牧精神，又得不到新鲜游牧精神的输血，也就丧失了民族的脊梁，即便有发达的文化和经济也无法捍卫自己的国土、保障自己国家的独立。
陈阵望了一眼狼洞山坡，叹了一口气说道：但是隋朝还是一个短命朝代，根本的问题又出在狼羊不平衡上，隋朝统治集团在性格上狼性又太强于羊性。隋炀帝本人就是一个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帝王。他的生母文献独孤皇后，是一个连隋文帝都惧怕的鲜卑悍妇。独孤皇后的家族连她自己在内，先后出过三位皇后和一位皇太后。她的姐姐是北周周明帝的皇后，她的大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她的从姐妹是唐朝唐高祖李渊的生母。她的鲜卑家族性格刚勇，势力强大，深刻影响了北周、大隋和大唐三个朝代。她在皇宫，后宫不敢给隋文帝送嫔妃，她还敢于杀掉隋文帝看中的女人。这位狼性十足的鲜卑族皇后在朝中拥有大权，与隋文帝并称为“二圣”。独孤皇后还谋划了废长立幼，废黜太子杨勇，再立她所偏爱的杨广为皇太子。后来，独孤皇后成为武则天效仿的楷模。因此，隋炀帝杨广是喝“狼奶”长大的“狼”。他继承的狼性基因过多，因而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穷兵黩武，残暴腐化，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隋炀帝三伐高丽，动用几百万军队，三战三败，损失惨重，国力耗尽，激起全国大起义。大隋37年便亡，与秦朝相似。公元618年，胡化了的汉人大贵族李渊建立唐朝。
中国人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大唐朝，实际上也是鲜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的一个伟大王朝，是草原狼性格和华夏文明精粹的伟大结晶，达到了古代华夏文明之巅。就像“汉承秦制”那样，唐朝是唐承隋制。李唐王朝继承了隋朝皇族，尤其是隋皇族女系母统的强悍鲜卑性格。从性格血统上，李唐王朝的开国皇帝和初期君主都是胡化了的汉人和鲜卑贵族女性的混血儿。唐高祖李渊的生母、皇后、一个儿媳均为鲜卑人。唐太宗李世民的祖母、生母和皇后是鲜卑人，唐高宗李治的曾祖母、祖母和生母是鲜卑人，而李渊的生母就是大名鼎鼎隋朝独孤皇后的从姐妹。几代连续杂交混血，几代鲜卑家族狼性格的持久影响和熏陶，使李唐家族血统里的汉血比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因此在性格上取得非同寻常的杂交优势。太宗李世民尤为突出，他的骁勇凶猛顽强的狼性性格堪称中国帝王之最。甚至，李家也出过李世民的太子承乾那种学胡语，吃胡食，仰慕突厥狼头军旗、想解发回草原当突厥人的极端例子。后来太子承乾被唐太宗废掉。这个极端例子也证明，李唐家族中的草原民族血统和及其影响极重极深。
我给你举几个《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例子：有一次，李世民跟李渊出战，李渊进军失利，李世民亲自率兵上阵，从敌阵后面冲进去，身先士卒，使用双刀，亲手砍杀几十人，杀红了眼，砍得两把刀都缺了口，两个袖子里都灌满了敌兵的血，他甩掉血，继续拼杀，直到打垮敌军，反败为胜。还有一次，李世民与窦建德交兵，李世民只带尉迟敬德一员大将和几个士兵去诱敌，窦建德五六千骑兵追杀过来。李世民善骑射，毫无惧色，他亲手射死一员敌将和几个士兵。尉迟敬德也杀了十几士兵，居然吓得几千骑兵不敢再追。再有，在玄武门事变中，为了大唐利益，李世民先发制人，设伏兵杀死了想加害于他的亲生兄弟建成和元吉。李世民亲手射杀了长兄建成，毫不手软，像狼一样凶猛果敢地夺取了太子位。
李世民凶猛善战，大智大勇，连当时打着金狼头军旗的突厥骑兵，甚至突厥可汗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唐太宗还被各草原民族奉为“天可汗”，也就是“腾格里可汗”。后来唐朝能降伏强大的突厥，靠的就是这种李唐家族的狼性格，还有充满朝廷的大批草原民族著名的贤臣强将。其中最著名的是长孙无忌，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长孙无忌是凶险的“玄武门事变”的主要策划人，就是他像狼一样勇敢地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并亲自带领尉迟敬德、侯君集等九人协同李世民，在玄武门伏杀建成和元吉。长孙无忌是辅佐李世民登上皇位的第一功臣，后任宰相长达三十年。而长孙无忌就是鲜卑人，他的先祖是北魏鲜卑皇族，其后世家族成员在北魏、西魏、北周时历任重臣，封王袭公，其父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长孙无忌又是唐太宗的文德长孙皇后的亲哥哥。唐太宗的祖母、生母、皇后，甚至连宰相都是鲜卑人，你说大唐王朝中的鲜卑血统和性格有多重。
唐朝的伟大来源于民族性格的伟大，也来源于唐朝女性的伟大。唐初的三位鲜卑女性不仅为唐朝养育了几代杰出帝王，而且，中国第一支“娘子军”，中国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女皇帝都诞生于唐朝。咱们到草原还不知道吗？草原民族是开放和尊重妇女的民族，妇女地位比较高，女人大多敢作敢为，像嘎斯迈那样敢徒手斗狼的女人不在少数。唐朝的鲜卑血统也决定了唐朝女性的惊人业绩，据《新唐书·诸公主列传》记载：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公主，在李渊太原起兵反隋时，她自己先到关中地区拉起一支起义军，屡屡挫败隋军，并把义军发展到七万之众，威震关中，为李渊夺取长安立下大功。《新唐书》说：“主（平阳公主——引者注）引精兵万人与秦王会渭北……号称娘子军。”山西著名的娘子关就是由于平阳公主曾率军在此驻守而得名。平阳公主的生母就是李渊的鲜卑人太穆皇后窦氏，平阳公主是与李世民同父同母同性格同打江山的杰出女性。娘子军对中国女性的影响太深远了，而娘子军精神中所包含的就是自由开放、坚韧独立的游牧精神和狼精神。
还有，中国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产生在唐朝。武则天出生在游牧精神浓厚、有深厚“胡服骑射”传统的山西。而山西是鲜卑族的根据地之一，鲜卑北魏最初的都城就定在山西平城。武则天的父亲曾随李渊起兵反隋，后封为应国公。所以武则天也应该算作将门狼女。后来又在李唐皇族游牧精神的熏陶下，武则天成为中国狼性最强的杰出女政治家。在性格上：她勇敢凶悍，智慧超人，大刀阔斧，铁腕血腥，毫不手软；在政策上：打击士族，强化科举，破格选才，劝课农桑，发展人口。把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的盛世维持了半个世纪。
陈阵停了停，突然问杨克：你注意过武则天的形象没有？
杨克有些茫然，摇摇头说：没注意，你又发现了什么？
陈阵说：我看过武则天的画像，她很富态，有母仪之相。洛阳龙门石窟那座最著名最高大的卢舍那石像，是武则天下令凿刻的。那雕像有异常大气矜持的端庄美，脸庞颈肩丰满圆润。据说这是当时的艺术家和石工按照武则天本人的形象雕刻出来的。中国人都知道，在审美标准上，唐朝是“以胖为美”，李唐帝王大多选丰满女人为后为妃。唐太宗选武则天为妃，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后来又对武则天穷追不舍，直到把她立为皇后，而后来的唐玄宗李隆基又以丰腴的杨玉环为贵妃。几代唐朝皇帝如此热衷丰满女人，确实大大有悖于中国汉族帝王的传统审美标准。华夏汉族帝王大多喜欢苗条女人，比如：“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汉朝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就是“楚腰纤细掌中轻”式的女人，后来被成帝立为皇后。
那么汉唐这两个历史上齐名的大朝代，为什么会出现“环肥燕瘦”截然相反的审美标准的呢？原因就在于唐朝皇族与历代华夏朝代的民族血统不同。唐朝“以胖为美”，深刻地反映了李唐王朝鲜卑族的血统和印记。我过去也一直弄不懂为什么上个大朝代汉朝还以瘦为美，怎么到下一个大朝代唐朝突然就以胖为美了？后来弄清了李唐王朝的鲜卑血统以后才明白，再联想到咱们在草原上的生活就一下子通了。当初咱们刚到草原的时候，就发现蒙古人以胖为美，比如咱们队那个绰号叫“一盏明灯”的那仁其其格，真够丰满的，一定比杨贵妃还要胖，那时候几乎有一大半的马倌都围着她献殷勤。在额仑被牧民公认为美人的蒙古女人绝大多数是丰满女人。而鲜卑族和蒙古族是两个有着亲缘关系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鲜卑族一定是把狼图腾和“以胖为美”的审美标准，一同传给蒙古族了。实际上，游牧民族从古到今都以养肥牲畜为职业，以“羊大”为美，当然在民族审美上就以胖为美了。
杨克连连点头，又笑着说：没错！……不过有点扯远了吧。
陈阵说：一点也没扯远。唐朝“以胖为美”，恰恰又从民族意识的一个审美层面上证明唐朝之所以那么强悍伟大的性格根源。汉人一直回避唐朝的游牧精神和草原血统，实际上汉人很不情愿把中国最伟大朝代的大半功绩记在草原民族的功劳簿上……
我再接着讲……李世民过人之处，还在于他极其重视文治，采纳魏徵的“偃武修文”的政策。兴科举，重谏臣，着力教化，改善政治，轻徭薄赋，鼓励经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唐朝的疆土达到到前所未有的广度。
我特别要说的是，李世民是第一个提出“华夷平等”政策的中国皇帝。他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而唐太宗“华夷平等”政策的提出，是有李唐皇族性格上的华夷混血、狼羊平衡的血统背景的。过去以及后来华夏儒家正统思想都是极力“尊华贬夷”，根本无视游牧精神和草原民族性格的巨大价值，以及对华夏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而且还把这种狼性性格作为儒家教化所重点打击的对象。只有具有游牧血统的李世民，深刻看出了汉族和草原民族双方的优缺点，而且身体力行地实行“华夷平等”政策。唐朝之所以能达到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顶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使草原民族勇猛进取的性格和农耕民族的儒家精华相结合。只可惜，中国农耕土壤太广阔太深厚，李世民“华夷平等”卓越的思想，很快就被华夏强大而狭隘的农耕意识和儒家正统思想所扼杀。后来，支撑华夏民族活命的新鲜血液，仍然是草原民族用武力强行灌输进来的。但是，由于汉族农耕病体已趋严重，以后无论怎样输血，都输不出汉唐盛期的豪迈强悍的民族风骨来了。“东方睡狮”正是从中唐以后开始进入漫长的冬眠状态的，而华夏广袤农田就是它舒服沉睡的“软榻”，儒学则是使它久睡不醒的“催眠曲”和“安眠药”。
从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五代十国的200年里，重又软化羊性化下去的华夏民族，又陷于大混乱之中。从此，华夏的农耕民族走向漫长的下坡通道。虽然，也出现过几次小高峰，但总的下降趋势已不可逆转。华夏文明和华夏国土的延续和保持越来越依赖于草原民族。
虽然整个农耕民族在软化，但是炎黄先祖的狼性血液的遗传，和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和混血，在华夏广大的农民中仍然保留了一些强悍的种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中狼性好汉率领的反抗。但是农民起义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一旦起义成功，也不能为新王朝增添多少新东西和新血液。唐末的黄巢农民大起义，作为汉民族一次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并没有成功。究其原因，农民起义是农耕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农副产品”，农耕王朝所具有的性格软弱性的局限它也不可能避免，能避免的只是极少数。虽然黄巢起义大军攻打王朝军队势如破竹，还残忍愚昧地焚毁了古代中国最为气势恢宏的长安城。但是，它还是被唐政府借来的、名不见经传的西突厥沙陀族骑兵消灭了。这是因为被输血者总比不过输血者身心强健。汉唐以后，华夏农耕民族无论是政府军还是农民起义军与游牧民族的骑兵交战总是败多胜少。
到五代十国，北中国又陷于狼性远远大于羊性的大动荡时代。北方五代梁唐晋汉周之中，后唐、后晋、后汉都是西突厥沙陀族政权。同时并存的强大辽国，则是鲜卑后裔契丹族建立的游牧民族国家。
公元960年，赵匡胤不费吹灰之力，忘恩负义地篡夺后周周世宗打下的中原江山之后建立了北宋。北宋初期借助五代时期游牧民族的输血，还有些生气。但是，宋太祖已没有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文明狼”的锐气了。宋太宗两次北伐都被契丹辽国打得惨败。可是他收拾南方的汉族国家，却易如反掌。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
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纯农耕的华夏汉族终于由汉唐时期强悍的“文明狼”转变为软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还是得到了一个长达160多年的稳定和繁荣。但是这不是因为它自身强大，而是由于强敌契丹辽国发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转换。辽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几年，占领了华北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农业区。此后，它的农业开始大发展，并向东北黑土地延伸。经过几十年的垦殖，以至于农业在辽国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大量牧民渐渐变成农民。这样一个原来纯粹的游牧民族国家渐渐便成了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国。于是，农耕软化民族性格的铁律，也对契丹辽国发生强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开始软化。在萧太后时期，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的不平等和约。宋朝每年向大辽国巨额进贡，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但长期的战争基本停止，两国“和平友好”，两国放心睡大觉，两国在安逸的农耕环境中双双繁荣和软化下去。
但是，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正当辽国农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为了摆脱辽国对女真的残酷压迫，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强悍的女真骑兵像狼群一样猛攻辽国，很快占领辽国大片国土，并建立金国。后来用了20年，到金太宗时，金国就灭掉了大辽国。连半羊半狼的大辽国都挡不住金国凶猛的狼性骑兵，那么此时早已成为富裕软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无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头羊宋徽宗，已经“文明”到成为中国杰出的画家的地步，尤擅长花鸟工笔，比绣女绣的还要柔软。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军一灭掉大辽，不待休整，迅速挥师南下，吓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让位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这是中国两位最腐败无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软弱的宋军如羊见狼，兵败如羊跑。开封几乎是开城迎敌，使金兵轻易占领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国库珍宝被掠空，后宫几千佳丽被掳往北国荒原，充当奴俾妓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幸亏，中国当时远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如果金兵是当时高级文明的军队，那华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种、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来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后来不是被强悍的伊斯兰改得脱胎换骨了吗？而这也与宋朝无力收复西域脱不了干系。
随着华夏民族农耕性的增长，华夏民族性格日趋孱弱，大片国土丢失，华夏的首都也从接近游牧区的地方向纯农耕区败退，从西北退向东南，越退越软，越软越退。从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退到东汉西晋的洛阳，又退到北宋的开封，最后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当时中国民风温柔的靡靡歌舞之乡，它竟然成为汉族大宋朝的最后国都。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软弱无能的南宋最后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此种北强南弱的局面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经济、科技和思想输入南中国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中唐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南方。而唐末五代时期，北方的经济遭到大破坏，南北差距更加悬殊。南方汉族国家的强大经济实力，并不能弥补民族性格上的软弱。那里的帝王早就在“春花秋月”，“雕栏玉砌”和江南水乡中软掉了骨头。因此，受过狼性格输血的北中国再次轻松灭掉或收降南部汉族国家。李后主、吴越王等国君主纷纷败亡投降。春秋汉唐时期南中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三千越甲可吞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族气概和性格荡然无存。长期的农耕环境和儒教终于彻底教化和软化了没有草
原的南中国。
陈阵继续讲：宋朝是汉族国民性格质变的转折时期，除了历史种种不利因素的积累以外，宋朝对汉族性格的转换还有着两个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首先，北宋无力收回汉唐原有的广大草原国土。大宋大宋，实际上它的疆土连汉唐时期的一半还不到。它的北面是包括华北北部和蒙古草原的幅员万里的契丹辽国。它的西面是骠悍的党项西夏和羌族土蕃。它的西南面是白族的大理国。这种局面导致了严重后果。本来，从炎黄到汉唐，华夏一直拥有北部和西北的大片草原牧区，它具有制造强悍性格的造血功能，历史上广阔草原为华夏民族培育了无数强兵猛将和杰出帝王。古言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烈士武臣，多出凉州，土风壮猛，便习兵事。”《宋史·李纲传》也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汉唐时期，中国雄才大略的帝王之所以大力经营西域，紧紧抓住西北草原不放，就是深深懂得这片草原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而游牧精神和性格则是支撑中华的脊梁。汉唐时期那种半农半牧的国土和经济基础，是华夏民族维持半狼半羊性格的命脉。而软弱无能的宋朝无力收复华夏西北的命脉草原牧区，就对汉民族的性格最终转换起到了致命的影响。
其次，宋朝“理学”的盛行。由于宋朝的华夏只剩下纯农耕的国土，中国儒教的这棵大树被纯农耕土壤滋养得越发农耕化，并发展得越来越极端，宋朝“理学”的出现，把早期儒家中含有的游牧遗风、雄健向上的精神大大消弱，却加强了压抑阉割民族性格的“新精神”。最致命的是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三纲五常是天理，必须用“天理”来灭除人欲。对狼性和狼欲就更得斩尽杀绝，火烧沉塘。只有堵了狼的路，才能迈得开羊的步。理学把汉民族压制调理得像家畜牛羊那样驯服听话，任劳任怨，使得汉族宋朝的生产力大发展，还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具威力的火药武器：火铳、火箭、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等。但是仍然弥补不了华夏民族迅速软化和羊化的性格缺陷。
历史证明一个民族要想复兴和富强，必须发展生产力，但是绝不能“惟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振兴民族的基础，但还不是基础的基础。必须把培育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和发展生产力同时并举，这才具备民族腾飞的两个翅膀。
到宋朝，在性格上，纯农耕的华夏汉族终于由汉唐时期强悍的“文明狼”转变为软弱的“文明羊”。
然而，北宋还是得到了一个长达160多年的稳定和繁荣。但是这不是因为它自身强大，而是由于强敌契丹辽国发生了民族性格上的重大转换。辽国在宋朝建立之前的十几年，占领了华北幽云十六州的汉族农业区。此后，它的农业开始大发展，并向东北黑土地延伸。经过几十年的垦殖，以至于农业在辽国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重，大量牧民渐渐变成农民。这样一个原来纯粹的游牧民族国家渐渐便成了以一个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国。于是，农耕软化民族性格的铁律，也对契丹辽国发生强烈作用，契丹族的狼性性格也开始软化。在萧太后时期，辽宋两国签订“澶渊之盟”的不平等和约。宋朝每年向大辽国巨额进贡，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但长期的战争基本停止，两国“和平友好”，两国放心睡大觉，两国在安逸的农耕环境中双双繁荣和软化下去。
但是，羊欲静，而狼不休，这条规律仍然支配着世界。正当辽国农业越来越兴旺的时候，生活在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游牧民族女真族迅速崛起。为了摆脱辽国对女真的残酷压迫，女真领袖完颜阿骨打率领强悍的女真骑兵像狼群一样猛攻辽国，很快占领辽国大片国土，并建立金国。后来用了20年，到金太宗时，金国就灭掉了大辽国。连半羊半狼的大辽国都挡不住金国凶猛的狼性骑兵，那么此时早已成为富裕软弱的“文明羊”的北宋就更无招架之力了。
“文明羊”的头羊宋徽宗，已经“文明”到成为中国杰出的画家的地步，尤擅长花鸟工笔，比绣女绣的还要柔软。金太宗具有狼王的洞察力，他马上就看透了宋朝的羊性。金军一灭掉大辽，不待休整，迅速挥师南下，吓得宋徽宗立即退位，让位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这是中国两位最腐败无能的皇帝。第二年金兵再攻宋朝，软弱的宋军如羊见狼，兵败如羊跑。开封几乎是开城迎敌，使金兵轻易占领开封，俘虏徽、钦二帝，国库珍宝被掠空，后宫几千佳丽被掳往北国荒原，充当奴俾妓妾。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发达的生产力、最先进的火药武器、最智慧的《孙子兵法》的北宋，几乎不战而败，两年而亡。当时的北宋几乎什么都不缺，惟一缺少的就是“脊梁”——刚强的民族性格。
北宋的“靖康耻”是华夏汉族最最耻辱的一页，甚至比满清末期的丧权辱国还要可耻。至少满清还敢跟列强打几仗，周旋几十年，而且也没有退位给列强。一个民族如果不把强化民族性格作为最基本的国策方略，无论经济文化有多发达，人口和军队有多庞大，其结局必定重蹈“北宋”的覆辙。
幸亏，中国当时远离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如果金兵是当时高级文明的军队，那华夏民族很可能就被改字、改文、改种、改信仰了。西域民族原来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后来不是被强悍的伊斯兰改得脱胎换骨了吗？而这也与宋朝无力收复西域脱不了干系。
随着华夏民族农耕性的增长，华夏民族性格日趋孱弱，大片国土丢失，华夏的首都也从接近游牧区的地方向纯农耕区败退，从西北退向东南，越退越软，越软越退。从秦汉隋唐时期的长安，退到东汉西晋的洛阳，又退到北宋的开封，最后一直退到南宋的南京和杭州。杭州是当时中国民风温柔的靡靡歌舞之乡，它竟然成为汉族大宋朝的最后国都。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软体动物。软弱无能的南宋最后只得向凶狠顽强的蒙古王朝献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此种北强南弱的局面一直到近代西方文明狼的经济、科技和思想输入南中国以后，才得以根本改变。
陈阵长叹一声，接着说下去：但是我仰望腾格里，仔细想想觉得腾格里还是对的，性格这么软弱的民族实在不配占据这么辽阔肥沃的土地，真是给天父腾格里丢了脸，天理难容，真真到了要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地步了。腾格里的“天理”没有错，软弱的农夫不应痛骂人家的残暴，实际上农夫们也是按此天理来对待庄稼的，绝不肯让弱苗懒秧占着好地，而毫不留情地铲除它们，给强苗优秧让位。不过腾格里还是没有开除这个民族的球籍，毕竟华夏民族的脑和手闻名于世，最早驯化了野生粟和稻，创造了丝、茶、瓷、漆业，贡献了四大
发明等先进技术，以及浩如烟海的文史哲经。尤其是四大发明：指南针帮助西方民族成为真正的航海民族，帮助他们成为能在大洋中辨别方向的海狼，帮助他们发现新大陆，攫取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造纸、印刷术和火药又帮助西方民族摧毁了中世纪愚昧和坚固的封建城堡。华夏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苍天有眼，腾格里还是派出它的大儿子——草原游牧民族，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争气的农耕弟弟，继续给它输血，硬化它的脊梁，让它重新站立振作起来。
农耕必定软化民族性格的这一规律继续发生巨大作用。灭掉了契丹辽国以后，强悍的大金国又重蹈大辽国的覆辙。金国时期农业大发展，到金国盛期，耕地面积甚至超过了北宋。农业人口也急剧膨胀，从金初的300万户，发展到金中后期的760多万户，4500多万人口，超过了北宋真宗景德时期的全国人口，结果，女真民族也日益衰弱下去。
太阳已微微发黄，额仑草原好像金色的大漠，从前狼群出没的山谷，已经显出半月形的阴影。陈阵站起身，又本能地看了看狼洞山坡，在他当羊倌的时候，太阳一黄，就要提防狼群出动了。狼给他的烙印比被蛇咬的感觉还深，20多年过去了，此刻他的脊背还能感到狼群逼人的寒气。他伸了伸手脚，对杨克说：是不是该回去了，嘎斯迈他们该着急了。
杨克听得正上瘾，忙摆手说：没事，嘎斯迈知道咱俩的毛病，一聊起来就没有黑白天了。我出来的时候已经跟她说了，今晚可能不回来住，没准到别的队看看。你还真跟说评书的学了一手，说到最节骨眼的地方，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我知道，下面就该蒙古骑兵出场了。你上车吧，我把车座放倒，你半躺着讲，我半躺着听。继续讲！
陈阵上了车，半躺下来，说：没想到，在小狼的出生地旁边开讲座，真容易进入角色，我一定是得了狼洞的地气了。
陈阵立刻开讲：……到蒙古民族崛起的时候，不要说中国的农耕民族已经软弱得不堪一击，就是世界所有的农耕民族也都已经软得没有还手之力了。蒙古区区十几万骑兵之所以能够横扫欧亚，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在于蒙古民族是世界上最虔诚信奉狼图腾的游牧民族，把狼作为蒙古民族的图腾、兽祖、战神、宗师、楷模，以及草原和草原民族的保护神。
蒙古人不仅认为自己民族的先祖来自于“苍色的狼”，而且，蒙古王族一些核心部落的领袖，甚至一些核心部落本身，还直接以狼为名。古波斯大历史学家拉施特在他的历史巨著《史集》的第一卷中指出：产生过成吉思汗的六世祖海都汗、五世祖伯升豁儿汗和四世祖屯必乃汗的家族，发展到成吉思汗的四世祖的一代，出现了一个蒙古王族的直系核心部落——“赤那思部落”。该部落的两个领袖，就是成吉思汗四世祖屯必乃汗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坚都—赤那”，另一个名叫“兀鲁克臣—赤那”。“赤那”的蒙语意思是“狼”。拉施特说：“‘坚都—赤那’这个名字是公狼的意思，‘兀鲁克臣—赤那’是母狼的意思。”因此，这两位领袖的名字分别是“公狼”和“母狼”。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己部落称之为“赤那思”，“赤那”蒙语的意思是“狼”，而“赤那思”意为“狼群”。“赤那思部落”也就是“狼群部落”。蒙古史权威韩儒林先生解释道：“赤那思……为复数，意为狼之集团也。”
而且，成吉思汗的叔父的父亲也以狼为名。拉施特指出：“察剌合—领昆在其兄伯升豁儿死后，娶嫂为妻……他又从他原配的妻子生下过几个儿子；其中一个继承了父位并且很著名，名叫速儿黑都忽—赤那。他与屯必乃汗住在一起。他的儿子和嗣位者为俺巴孩合罕。”俺巴孩就是成吉思汗的叔父，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叔父的父亲就是“速儿黑都忽—赤那”，“速儿黑都忽”的蒙语的意思不详，但是“赤那”的意思是“狼”。因此成吉思汗叔父的父亲的名字也是“狼”。
蒙古人以“赤那”，也就是以“狼”为名的人还很多。再可举一例：《史集》中记载，成吉思汗的三世祖(曾祖父)合不勒汗，他的第四子叫合丹，而合丹的亲家名叫“阿里黑—赤那”，“阿里黑”蒙语的意思不详，但是“赤那”依然是“狼”。
可见，狼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占据了何等崇高的地位。而汉人是没有一个人会用“狼”字给孩子起名的。上述事实也可以证明，震撼世界的成吉思汗不仅是在狼的草原上长大的，而且也是在人的“狼群”中长大的。
因此，蒙古民族是以狼为祖、以狼为神、以狼为师、以狼为荣、以狼自比、以身饲狼、以狼升天的民族，是古代世界性格最勇猛强悍、刚毅智慧的民族。而蒙古骑兵则是世界上最凶猛、最智慧、最善战的蒙古草原狼训练出来的军队。
蒙古骑兵之所以能够横扫世界的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几千年的古代农耕文明已经成熟过度，已经软化了世界上所有农耕民族，从硬桃子“成熟”到了一捏就烂的软桃子。因而，以草原狼图腾精神武装起来的蒙古骑兵也就创造了世界奇迹，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达到了草原游牧力量所能达到的顶峰。
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历史上另一个版图仅次于蒙古大帝国的古罗马帝国，也是一个崇拜狼精神的帝国，罗马城徽中的母狼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烙在西欧人的“游牧精神”里。世界历史上这两个最大版图、最强悍的帝国都是崇拜狼精神的帝国，难道还不能说明狼精神的伟大影响和作用吗？
软弱的金国南宋的灭亡，和蒙古骑兵的胜利，跟生产力高低没有太大关系，而跟农耕的民族存在以及由它所决定的民族性格有直接关系。一个民族要想防止被淘汰的命运，就必须部分保留或创造能培育强悍民族性格的生产方式和民族存在。总之，一个民族只有锤炼出自己的刚毅顽强的性格，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蒙古民族建立的中国元朝，对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对中国和华夏民族也是功不可没：
首先，蒙古民族给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疆土，其面积超过汉唐，这就向世界再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生存空间的范围。元朝为古老中国领土的延续，承接了关键性的一棒，否则，汉唐以后二三百年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地域就可能永远独立出去，变成其他强大文明的
领土，使中国失去屏障，把农耕腹地直接暴露在外。后来在明代，强大的西突厥斯坦帖木耳帝国曾扬言要强迫中国人改信伊斯兰教，帖木耳大汗还差一点就率百万骑兵进攻中国。后来因为帖木耳突然死亡才避免了这场灾祸。假如帖木耳未死，假如西北不在中国手里而被伊斯兰民族占据，又假如他从甘肃宁夏地区率百万大军进攻中国，那么中国国土和文明还能保得住吗？因此，元朝重新恢复和扩大中国汉唐时的疆土，功莫大焉，大大地扩展了西北屏障，将其他高级强悍文明国家的边界推向远方；而且也为后来的明清两朝继续收复、守卫和扩大中国汉唐疆土打下基础。这对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其次，是再一次强大的民族性格上的输血。这可以从四方面来看：其一，蒙古民族入主华夏，带来蒙古草原刚勇的游牧精神和民风：摔跤搏击，骑马射箭，赛马围猎，宰牛杀羊，狂歌豪饮，大脚妇女，抛头露面等等，将北宋南宋华夏民族的文弱萎靡，裹足不前的汉风为之一扫；其二，虽然忽必烈等部分蒙古上层已经深受儒家精神熏陶，但是广大蒙古官员军民草原性格不变，这就大大冲击了儒家的势力和影响，使华夏民族从严密的宋朝理学精神控制下得到部分解放；其三，统治民族总是将自己民族的性格、风俗、习惯强加到被统治民族身上。而统治民族的性格、作风和习惯又是被统治民族的模仿对象。这种上下两方面灌输和模仿，就是民族性格的“输血”和“受血”。此外，民族之间的通婚混血日益增多，进一步增强了华夏民族的血性和性格；其四，由于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统治全中国的大朝代，人数稀少的游牧民族第一次打败了世界上人口最庞大的汉民族，并统治整个华夏，这对一向骄傲自大，藐视四夷的汉族刺激极大。因而，汉民族也深深为自己民族的软弱性格和失败而感到羞愧，从而激发了华夏优秀儿女学习蒙古民族的强悍性格的自觉行动。朱元璋就是一个非常敬佩蒙古人的汉族帝王。
所以我认为，元朝蒙古民族对汉族的这次输血是非常及时有效的。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影响和输血，再一次使华夏民族振作起来。至元朝末年，华夏大地上涌现出一大批狼一样勇猛的起义领袖，就是这次输血的直接结果。
蒙古民族后来的败退，原因与鲜卑北魏、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一样。再强悍的游牧民族一陷落到世界上最广阔的华夏农田和农耕之中，以及套上儒家精神枷锁，经过几代以后狼性就必然退化。由于世界上华夏的农田最广大最深厚，它的软化力量也就最强。蒙古民族在世界上建立的四个汗国，以在中国建立的元朝败得最快。中国汉人只用了八九十年就最先把蒙古人赶回草原。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
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就是在经过输血的华夏大地上诞生的中国杰出帝王，在他们的身上具有汉人中少见的狼性性格，具有像狼一样的凶猛、智慧、顽强、残忍、气魄和雄心。朱元璋能像唐太宗那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占领南京之后又不像后来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洪秀全那样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北伐，而是倾明军主力主将大举北伐，攻下大都。尔后，取四川、定云南，基本完成全国统一。他杀违纪的大将、贪官以及功臣也毫不手软，手段残忍。燕王朱棣身处与蒙古狼性骑兵交战的第一线，锤炼出狼一样的性格。他篡权夺位果敢血腥，还开创了“灭十族”的残暴先例。朱家父子的专制残暴必须加以批判，不能留情，但是对朱元璋和朱棣的强悍征战的狼性性格还应该给予肯定，毕竟他俩不像以后的明朝皇帝，只敢对百姓凶猛残暴，而不敢对强敌凶猛征战。然而，靠输血为生并不能持久，明朝后几代皇帝都不是草原狼，而是典型的中国黄鼠狼，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鼠性十足，耗子扛枪窝里横！
为了恢复中华大业，打击退回草原的蒙古骑兵，朱棣敢于把帝都从温柔富贵之乡的南京迁移到军事第一线的北京，而且他一生竟五次率兵亲征，直到病死在征伐的归途中。一个在位皇帝能够抛弃享受、戎马一生，“马革裹尸”，这在汉族王朝的皇帝中绝无仅有。永乐大帝不愧为强悍进取的汉族大帝，《永乐大典》也是一部古代中国最优秀、最宽容海量、敢于收录不同政见的大典。
两位雄才大略的大明皇帝与北宋南宋软弱腐败的帝王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狼性性格在汉唐以后的华夏这块农耕土地上，是很难生长出来的。蒙古民族的强大输血，不仅造就了朱家帝王父子的狼性格，还造就了一大批狼性猛将，像徐达、常遇春等等都是汉唐以来罕见的大智大勇的汉族军事将领。明朝盛期，疆土扩大到东北黑龙江库页岛，西域和西藏。除蒙古草原以外，基本收复了汉唐时期的国土，一扫汉族在汉唐以后的颓势。这次汉民族的复兴真应该感谢蒙古民族的慷慨献血，感谢狼图腾精神在华夏土地上的又一次复活。
然而，从性格上讲，受血者总是弱于输血者。初期强悍的明朝后来仍然没有战胜蒙古北元。狼性草原是蒙古骑兵力量的源泉，当蒙古骑兵一退到草原，很快就凶猛骠悍起来。明成祖五次亲征，除第一次获胜外，其他四次收效不大，明军根本就找不到像狼一样行踪诡秘的蒙古主力骑兵。相反，蒙古骑兵却屡屡重挫明军，击败徐达的主力大军，全歼丘福率领的十万大军，打得明朝修了200多年的长城。最惨的是，土木堡一战，蒙古瓦剌部区区两万骑兵全歼明英宗亲自率领的50万大军，并生俘大明皇帝英宗。要不是于谦率军民奋力死战保卫北京，元朝还可能复辟。此后，农耕民族的羊性旧病再次发作，宋明理学又使民族精神一蹶不振，大明王朝日益衰弱，关外几千里游牧国土再次丢失，直到被满清灭亡。还要提一句的是，一直被现代史家称颂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大军，同样不堪一击，被凶悍的满族骑兵所消灭，重蹈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大军被游牧骑兵消灭的覆辙。汉民族经过元朝蒙古民族输血所得到的一点元气再次耗尽。汉民族终于无力独木支撑中华大厦，而不得不把中流砥柱的重任，让位给北方游牧民族——满族。
陈阵又翻了翻打印稿，继续说：女真满族建立的大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和大有作为的朝代。我对清朝也特感兴趣。你想想，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满族居然建立了大清朝，统治了几亿汉族人口；居然打下了仅次于蒙古元朝大帝国的巨大疆土；而且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康乾之治”，时间长达120年，比汉民族最引以为荣的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的时间加起来还长一倍多。满清是中国历朝历代有作为、具有文韬武略才能的帝王最多、皇位交接得最好的朝代。如果康乾盛世遇上
的不是帆船时代的西方列国，而是发展到铁甲巨舰时代的西方列强，我相信励精图治的康乾时代很可能会出现中国的明治天皇，取得维新成功。并以进取的游牧性格来引进西方的文明、制度和工业，彻底改造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与西方文明狼竞争搏斗，改变千年停滞不前的民族命运。可惜满清被华夏农耕和儒家软化下去以后，西方列强才发展到铁甲巨舰的大工业时代。中国的运气不佳，这是后话了。
那么，为什么小小的满族能够创造超过汉唐的康乾盛世奇迹？我认为，在中国古代，只有满族上层最能深刻认识中国盛衰强弱的规律，认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优缺点，并能将二者的优点牢牢地结合起来；只有满族最能深刻认识民族性格对民族命运的决定作用，特别懂得保持满族民族性格中的狼性的极端重要性，并能够保持近两个世纪。他们明白只要保持狼一样不屈不挠、勤奋进取的性格和精神，学习和掌握华夏文化和文明也并不困难，而且还可以超出一头。
为了保持游牧民族的狼性性格，满族统治集团吸取了鲜卑北魏、契丹辽国，特别是满族祖先建立的金国和蒙古族元朝的失败教训，没有全盘汉化，而创造性地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实行了保持自己民族性格的七项国策：其一，保持满族骑射搏击的传统，从小抓起，全民族参与，连皇子也不能例外；其二，定期组织大规模木兰围猎，皇帝亲征，八旗子弟跟随，以猎练兵，与狼近战，保持狼性。承德避暑山庄展馆里有介绍，康熙大帝一生曾亲手猎杀过几百条草原狼；其三，保留东北西北和蒙古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两区两治，农区农治，牧区牧治，严禁农民进入草原毁草垦荒，以保持草原的狼性血液的造血功能。维护草原，就是维护游牧民族强悍性格的根和源。从满清盛期的整个版图来看，清朝是个典型的半农半牧的国家，整个国家一大半以上的国土是游牧民族的游牧区，包括东北、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这么辽阔广大的狼性草原，能为当时的中国提供多少强悍的血液和兵马；其四，满蒙通婚，满汉禁婚，以加强狼性血液的纯度，避免受农耕汉族羊性血液的同化。历史上，自古女真族和蒙古族就有血缘关系，女真叶赫、哈达等部与蒙古有姻缘关系。到清朝，为借蒙古强大的骑兵来共同统治亿万汉族，于是更加大规模多层次实行满蒙贵族皇族联姻政策。著名的孝庄皇太后就是蒙古族的杰出女性；其五，尚武好战，鼓励军功，以战养性，以战强兵。康乾盛世又是战火纷飞的时代，满清统治集团主战派占据优势，对削藩、收复台湾、平定蒙古、新疆和西南叛乱、抵抗沙俄入侵以及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毫不妥协，直至胜利；其六，建立以满族为核心，蒙藏等游牧民族为骨干的游牧民族联盟，加强游牧精神，共同统治人口稠密的汉人；其七，废止汉族腐败无竞争的太子制，皇位继承人由皇帝择优定夺，使皇子们像群狼争做狼王一样互相拼搏，在激烈的竞争中淘汰软弱无能之辈，出狼王、出人杰。
这些措施对长期保持满族的强悍性格和清朝长治久安，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中国的农耕土地太广阔，农耕势力太深厚，加上满族全盘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精神，再加上清代盛期经济繁荣，农耕人口激增，到清朝后期竟超过了汉唐时期的六七倍，农耕性格呈全面压倒性优势。所以，满清的上述国策最后仍然未能保住满清统治集团的强悍性格。清末，清王朝狼性退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但是比汉族的南宋还是强了许多，至少没有向列强拱手交出传国玉玺，举国投降。
游牧女真满族，对中国贡献巨大。主要的贡献依然是两个：首先，再次给予中国一块仅次于元朝的疆土。经过元朝明朝两次国土的确认，再加上清朝长达200多年的有效行政管辖，虽然清末又丢失了近一半国土，但还是保住了自汉唐确立的中国疆土，还加上了富饶的东三省。几千年的民族生存竞争，在中国农耕和游牧两个兄弟民族的共同拼杀下，终于把2000多年前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保留到现代。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项千古伟业，比世界上其他古老农耕民族的成就大得多。那些民族，大部分连民族本身都没有保留下来，就更不用说是古老的国土了。就是后来的古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辽阔国土，都没有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当然，中国与小小英吉利从英伦三岛扩张成“日不落”大帝国、与小小的俄罗斯公国扩张成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大帝国、与西欧民族从小半个欧洲扩张成囊括北美、南美、大洋洲三大洲的“大帝国”相比，还是相距甚远。俄罗斯从满清手里夺走大片领土，恰恰是中国的农耕和儒家软化了满清的恶果。然而，如果没有满清残存的狼性格，那么到满清末期的中国就连东三省、伊犁，甚至整个新疆和西藏都保不住。
特别要强调的是，中国现有的国土由汉族的汉朝所开创，由鲜卑和汉族联姻的唐朝所发展，又由蒙古族的元朝所扩大，最后由满族的清朝所恢复、扩大和坚守下来。汉唐元清这四个大朝代之所以有此重大贡献，原因就在于，这四个朝代都是民族性格中狼性羊性结合较好、狼性略大于羊性的强悍时代。这四个伟大朝代，从统治民族的成份上来看，纯汉族占统治地位的只有汉朝，唐朝则是汉族和鲜卑族联合执政，而元清两朝就完全是游牧民族执政。
从四个伟大朝代定都的位置，也可以看出游牧草原、游牧精神和性格的伟大潜在的作用和影响。一个王朝的首都是这个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王朝的性格中心。汉唐元明四个朝代的首都都定在农耕与游牧交界和接近的地方，汉唐的首都是长安，靠近西北游牧区；元清的首都在北京，靠近北方草原。这说明强悍朝代的首都都是靠近强悍的土地的。北京与汉唐时期的长安都处于民风强悍的北方，所不同的是：北京不处于中华农耕文明的中原腹地，也远离中华农耕民族的母亲河——黄河，而靠近中华民族的祖母——大草原。北京是金、辽、蒙古和满清三个游牧民族长期定都的地方，主要是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中华政治、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中心。在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的盛期，北京曾成为“世界之都”，这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惟一成为世界之都的城市。而且北京又比长安更接近大海，建都北京有利于中华民族继承游牧精神，并向海洋开放和发展，再获得海洋“游牧精神”。中国的首都最终能定在北京，依然要归功于中华游牧民族，特别是蒙古族和女真族；定都北京也表明炎黄子孙在民族潜意识的深处，对游牧精神的崇敬和向往。
此外，中国最杰出的女政治家也都出在汉唐元清这四个开拓向上的朝代，如汉唐的吕后、武则天，满清的蒙古族女杰孝庄皇太后。这三位伟大的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不是缠足小脚女人，孝庄皇太后还曾是严禁满族和汉族女人缠足的开放派。缠足是中国汉族最大恶习之一，缠足也恰恰开始于汉唐以后农耕和儒家势力最盛、民族性格最弱的宋朝。摧残和束缚被统治者的自由独立精神是儒家的主旨，儒家不仅把汉民族驯化为羊，竟然还把汉族妇女束缚成残肢小脚、“残废羊”。宋朝以后儒家文人和农家男人共同痴迷追捧“三寸金莲”，共同
摧残了世界上数量最众的妇女，这已成为世界史上最残忍最反人性的一页，是中国人在世界各民族面前最丢人最遭耻笑的事情。
辽阔的国土是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而西北广袤的国土又是中华文明的根和屏障。从整体上看，中华游牧民族对中国国土的贡献要大大超过汉族，蒙古族和满族的贡献尤为重大。而满族则是中国国土的关键性的确定者。后来，到民国时期，汉人政权又丢掉了辽阔的外蒙古。1946年1月，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
其次，满族的清朝除了对中国国土的巨大贡献外，又再次给予华夏民族更长时期的输血。中华民族的人文祖先炎黄二帝是游牧族，中华民族出身于游牧民族，血管里曾经流淌的是强悍的狼性血液。后来经过历史上游牧民族一次次的强大输血，尤其是蒙古族近一个世纪的输血，特别是满族的最后两个半世纪的输血，总算使中华民族得以保土保文保种坚持到近代。现在，中华民族仍有不少自身的和游牧民族输入的狼性血液，再加上从西方输入的先进文明和生产方式，这些就是中国复兴的资源。清末以后，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持久反帝反封建的强悍民族精神，就是来源于游牧炎黄的血液遗产和游牧民族所不断注入的生命活力。
满清入主中华给五千年的中国古代史画了个句号。中国古代的民族执政的历史，从游牧的炎黄族开始到游牧的女真族结束，从游牧到游牧，这决非偶然，而是中国特殊的环境和两种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农耕文明这条支流，总算通过游牧民族的一次又一次的输血作用，才把它又重新拧回到世界文明的主航道里来。这个“轮回”深刻说明了一个普遍真理：民族文明是流，而民族性格是源。没有强悍性格的民族虽然可以创造文明，但是常常连自己的民族都保不住，就更谈不上保住和延续文明了。世界和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大多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游牧民族及其后代的狼一样勇猛进取的游牧精神和性格却仍保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把一个又一个的古老文明送进博物馆，还可以雄心勃勃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文明。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勤劳主要来自于中华农耕民族的性格贡献，而勇敢则主要来自于中华游牧民族的性格贡献。二者缺一不可，但是，对于农耕人口占绝大多数、农耕历史那样漫长的中华民族来说，主要欠缺的却是勇敢进取，没有勇敢进取的性格和精神，勤劳往往就是劳而无功，或为他人作嫁。
说到底，世界文明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民族国民性格的竞争。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是建立在强悍进取的民族性格的基础之上的。华夏民族要赶超西方，就必须在改变农耕民族存在和农耕民族性格上痛下功夫。
我总算用游牧民族狼图腾的这把梳子，把中国史家用儒家精神故意弄乱的历史重新梳通了。吃透以狼图腾为核心的中国游牧精神，以及它对华夏不断输血的历史，就可以弄清几千年来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中华文明从未中断，也可以知道中国未来能否腾飞的奥秘究竟在何处。
但是，理解和掌握狼图腾精神极为困难，关键是需要弄清楚中国的游牧民族为什么崇拜狼图腾。中国史家大多知道中国的游牧民族崇拜狼图腾，可就是难以理解中国游牧民族为什么崇拜狼图腾。例如，蒙古史权威韩儒林先生说：“依突厥人之意，本族由狼繁衍，似较他种优越。其理由虽不可知，而可汗固尝以此自骄。”这“理由不可知”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汉人脱离大草原太久，对狼图腾认识的局限性就难以克服。有些重大课题在书斋中是不可能钻透的。咱俩深入蒙古原始草原十年之久，带着强烈的兴趣和疑问，跟草原狼零距离和近距离地打了好几年的交道，才总算克服了汉人的局限性。现在我必须尽快地把咱们的认识传播给汉民族，只有弥补了民族认识上的严重缺陷，才有可能去弥补民族性格上的巨大缺失。
杨克叹道：要是你的理论能成立，中国的二十四史就该重写了。儒家写的二十四史肯定是一面之辞，偏见极多。我完全赞同重写历史，不管写成什么样，但必须重写！
陈阵说：严格地说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古文化是农耕文化，又是史家文化，以农为本，独尊儒术，抹杀游牧，贬损“四夷”。中国历史不仅要重写，而且还需要革命。我特别赞同梁启超先生的一段话，他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一文中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我认为，如果不“引狼入史”，不把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狼图腾精神引入史界，中国史界则永远是一潭死水，二十五史也永远是儒家庸医记录的一部误诊中华的厚厚病历，这也势必延误中国的治疗和改革。在当今中国，传播小农意识和儒家封建专制的历史电视剧长盛不衰，让人深感痛心和悲哀。
陈阵望着草原的落日，并不觉得饿，依然滔滔不绝地往下讲：
我还要特别要强调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现在人们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其实这种精神的源头和实质就是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草原精神，其核心就是狼图腾精神，并通过几千年来游牧民族的不断输入和补充而得以确立。实际上，最能概括中华民族精神的就是两句早期的儒家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这四个“不”：不息、不淫、不移、不屈,就是典型的狼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也是对狼图腾精神的准确写照和高度概括。每条蒙古草原狼都具备这种强悍的“四不精神”，而且早在几万年以前这种精神就已成为草原狼的“全民精神”了。可是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达不到这种精神高度，它只是华夏先贤号召人们景仰、追求和学习的精神楷模。因此，强悍的“四不精神”是名副其实的狼精神。早期儒家先贤用这种四不精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和民族英雄，但是四不精神还不能成为农耕民族的“全民精神”。否则，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次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和中国的事例，也不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冒出几百万汉奸伪军，堪称世界之最。
草原游牧民族要比汉人更了解狼，因此也就敬佩狼，崇敬狼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置于民族图腾精神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草原民族在四不精神的普及程度上，要大大超过农耕民族。而正是由于草原民族对农耕民族的长期不断的输血和混血，才使整个中华民族断断续续地延续了四不精神，也就是中华民族精神。
因此，如果从中华民族精神中抽掉了游牧民族的不息不淫不移不屈的狼图腾精神，那么
还能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可能只有宋明理学精神了。现在，谁还敢把宋明理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实际上是中华大地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精神，但以游牧精神和狼图腾精神为魂。
我们汉人真应该充分认识和肯定草原民族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感谢和学习草原狼和草原民族。真应该对草原、草原狼和草原人作最大的补偿。
杨克忿忿地说：现在不要说是感谢和补偿了，就是制止对草原的掠夺和瞎指挥都难上加难。
陈阵说：我认为，中国儒家正统思想和史家文化里有一个最可恶的东西，就是全盘抹杀游牧民族对中华民族和文明的救命性的贡献。中国传统观点总是鼓吹中国古文明如何如何优越，中国的农耕文明和正统儒家具有如何强大的生命力，其他三大农耕文明古国的文明都是失落的文明，都没有坚持延续下来，而只有中国的古文明没有中断，而一直坚持到近现代。然而，根据中国历史五千年发展的事实，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坚持到近代，是不能离开游牧民族长期不断的输血的。否认游牧民族的救命性的输血贡献，就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种观点不仅大大削弱对保守腐朽的小农意识和正统儒学的批判力度，使其得以残存，继续弱化和束缚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而且也会对中国病发生严重误诊。
建国以来的治国方略都未能对症下药，都没有集中力量对农耕的病根痛下猛药，甚至继续迷恋农耕，鼓吹农耕，提高农耕地位，提拔农耕干部。在文革时期，甚至还要把城市知识分子赶到农村去当农民，这就导致小农意识和家长专制意识日益浓厚。也导致农耕人口急剧膨胀，甚至大有超过五千年农耕人口总和的趋势。虽然目前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降到次要地位，然而农耕人口依然占绝对优势，九亿具有农耕性格和意识的农耕人口，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现实的“民族存在”，如此庞大深厚的农耕意识和性格“存在”，将长期影响和熏染中国的行政官员、知识分子、工商阶层、工人市民，以及到新生阶层的机体内。
百年来，中国老病频频复发，本质性的维新和改革屡屡受挫，其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至今为止仍然未能从根本上转换自己民族的性格。因而，直到现在，中华民族尚未发展到能够绝对把握自己民族命运的阶段。史界之革命，当今中国之革命，就是要以狼图腾精神革农耕性格的命，革儒家“温良敦厚”误导中华之命。
然而，20年艰难痛苦的改革，中国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已有了长足进步，民族存在开始改变，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的规律开始向强悍的方向发生作用。中国人的性格也开始自发地向狼图腾精神回归：儿童刊物《大灰狼》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歌曲《北方的狼》唱红了中华大地；以狼的强悍性格“与狼共舞”，成为越来越多的企业家的自觉；以狼为商标的产品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以狼为店名的餐馆生意兴隆；以狼为笔名或艺名的作家艺术家也开始出现……在中国，以狼图腾精神为核心的游牧精神终于开始复活。一个世界上最怕狼恨狼的民族开始自发地敬崇狼精神，这是20年改革的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由于狼图腾精神是痛杀软弱保守的羊精神的克星。因此，只有大大发扬狼图腾的精神，改革才不会倒退，也不敢倒退。越来越多以狼精神武装起来的“新型人类”将越战越勇，挫败一切保守倒退的势力。说到底，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转换，而更基础更具决定性的却是国民性格的改革和转换。
掌握和遵循中国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涉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就可以更自觉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像草原狼海洋狼那样的勇猛前进。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恢复和继承炎黄先祖的游牧精神，和中华草原民族的狼图腾精神，并发扬光大。在民族性格上，从古代的“文明羊”，发展为现代的“文明狼”，并向个性真正解放的、真正自由民主的“文明人”发展。到那时，中国人根除了“文明羊”阶段的家畜性，克服了“文明狼”阶段的半野蛮性，而成为真正大写的文明人。上述三个阶段是符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规律性的发展阶段，而中华民族在民族性格上不经过“文明狼”阶段，就根本不能进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人”高级阶段。十几亿真正自由民主和热爱和平的文明人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将是全球自由与和平的最大保障。
杨克说：你梳理得还挺清楚，中国历史可能真会按照你的“三阶段论”发展。狼图腾这件民族精神武器一直被埋没在草原，现在总算挖掘出来了，看来它一点也没有生锈，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而且古老的狼图腾在现代世界最先进的思想精神武库里仍然闪着灿烂的光辉，而儒家的纲领——三纲五常却早就成了腐尸烂肉。
杨克又说：你这个大纲几乎把我一直想不通的几个关键问题弄通了。可是我还有几个问题没弄明白。在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为什么中国还是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陈阵说：原因还在于农耕的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中国农耕土地太广阔太深厚，世界第一。从这块土地上长出的农耕大树，根深叶茂，吸走了所有的养分；树冠巨大，覆盖了树下所有的萌芽。农耕国家政权光抽税、摊派、敲诈和索贿，就能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必须的原始积累榨干；可是要反抗抽血，就必须要有强悍的民族性格来战斗，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当然就没戏了。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巨大的农耕大树下，没有养分，没有阳光，最多只能长成萌芽，永远是萌芽。所以中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原地打转。如果没有中国的游牧民族的不断输血，连原地打转都转不下去。没有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狼”强悍闯入，中国就永远突不破农耕经济形态，这是中国的特殊性。封闭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中的一条特殊的支流，是条内陆河，像封闭的塔里木河，不靠先进阶层采取果敢手段，它自己永远流不到世界潮流的主河道里去。
杨克问：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也就是说什么民族行业出什么民族，出什么性格。这是否具有普遍性？
陈阵说：当然具有普遍性了。例如，日本的民族存在就很厉害。人家虽然也种水稻也有农耕，但从本质上讲，日本是个岛国，日本民族自古就是海洋民族，干的是航海打鱼、海上游猎，海上贸易、倭寇海盗的勾当。人家在民族性格上就是凶猛的海狼，海狼一上岸那还不
冲得农耕羊群猢狲散。倭寇在古代就打到过南京杭州，焚烧过杭州的雷峰塔，甚至在海上，还把侵略日本的元朝蒙古大军全部歼灭。近代西方更强的海狼一过来，日本马上就归队狼群，脱羊入狼，脱亚入欧。一脚踢开中国儒家，去学习西方文明，西方的宪政、法律、科学、教育和大工业。海狼遇海狼，气味相投，相见恨晚。一边是如饥似渴，好学不厌；另一边是代培留学生，诲人不倦。由于日本民族学习西方不仅没有民族性格上的太大障碍，相反，还唤醒海狼的天性，激起更强的求知欲和进取心，所以人家学得极快。1868年明治天皇实行维新，此后在短短的36年内，就建起发达的工业，在甲午战争中打败大清国，又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白种沙俄，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加入欧洲列强的行列，创造了世界上民族大跃进中的第一奇迹。现在日本又成为世界上名列第二的经济强国。而中国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直到现在还处在第三世界，两岸尚未统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教育投入排在世界的后列，投资效益排在世界末流，科技水平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土地荒漠化的进度和地下水的跌落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速度，而早已过剩的农耕人口却还在几年几千万几千万地增长；中国软弱的足球，一直被日本狼、太极虎打得羊性原形毕露毕现，看不到出头之日……
一千多年来，中国拿农耕儒学羊经去教化日本狼学生，真是误人子弟。日本跟着中国儒家学了一千多年，却在世界上默默无闻。可是跟西方海狼才学了30多年就一飞冲天。而中国呢，西方的东西一进来，整个民族就在民族性格上发生强烈排斥反应，如羊见狼，不管好坏，几乎全民族抵制，从皇帝到义和团，反洋灭洋，结果被列强抢走大片国土，沦为半殖民地……
日本和中国，同样是东亚黄种，同样是儒家文化，同样接受佛教，然而，为什么日本的维新迅速成功，而中国的维新仅仅百日就被砍了头？不从民族存在和民族性格上找根源，中国人就永远掌握不了自己民族的命运。
杨克连连点头，又接着问：可是为什么后来阿拉伯、突厥和蒙古这三大游牧民族都衰弱下去了呢？
陈阵说：阿拉伯和突厥民族后来也大多定居或务农了。蒙古民族虽然继续游牧，但是历史发展到火炮时代，草原民族的骑射优势丧失，人口又太稀少，它被中俄两个火炮大国夹困在内陆高原，失掉了进一步向海洋行业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草原原始游牧行业不发展到更高级的海洋“游牧”阶段，也会被更强悍的海洋“游牧民族”的性格所打败。所以依然是民族性格决定民族命运。民族性格强不强还必须放到世界民族之林中去比较。
海洋行业是一种更强悍的行业。海洋的飓风、巨浪和鲨鱼，远比草原的白毛风和狼群更凶猛更凶险。在这种行业中历练出来的民族，性格就更强悍，眼界更宽阔，足迹更遥远，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更广泛，抢夺新大陆、海外殖民地和原始积累就更早、更得先机。西方的游牧民族本来就强悍，一下海以后就如狼添翼。所以现在世界领先的民族大多是从草原游牧再发展为海洋游牧的民族，或者从来就是海洋民族。
还有，也不能低估宗教的禁锢作用。伊斯兰教坚决抗拒西方入侵和干涉，同时也拒绝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喇嘛教也把蒙古民族的骠悍性格软化了。但是，基督教却被性格更强悍的西欧民族所改造，成了反抗罗马天主教会的专制腐败、对资本主义有利无害的新教。
民族存在决定民族性格，更强的民族存在决定更强的民族性格；而强悍的民族性格又可以反作用于民族存在，主动果敢地为自己民族创建起更加强悍先进的民族存在，以强化民族性格。强者为王，超强者夺冠。
近代俄罗斯的崛起也是如此。彼得大帝就把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比中国还落后的农奴制俄罗斯改革成为欧洲列强之一。其原因还在于他以狼一样的性格，大刀阔斧地打击消灭保守落后的贵族农奴主势力，放胆学习西方，冒险冲向海洋。微服私访、考察西欧，剃胡子、穿西服、戴假发，建海军、练炮兵、砸碎教堂的铜钟用来铸造大炮，甚至把俄罗斯的首都从农耕区强行迁到大海边，建立了面向强国和大海的圣彼得堡。那种气魄和勇敢给我的震撼太强烈了。文革前，我看《彼得大帝》、《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这些电影都不下五六遍。我到草原以后，从草原狼的身上找到了彼得大帝的性格来源。生活在茫茫俄罗斯大草原的俄罗斯民族，原本就是草原民族，它的农耕并不发达，而且俄罗斯还受到蒙古金帐汗国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和输血。没有草原和草原狼就不会有伟大的改革家——彼得大帝。
这两个原来比自己落后得多的邻国，都是凭借强悍的狼性格，后来居上，骑到中国的头上的。
杨克说：你是个忧国忧民的人。你实地考察和长期研究，理出这么一个史论大纲，你最终想达到什么目标？我特别想听听你的最终结论。
陈阵说：我考察研究近30年，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寻找中国落后的病根，寻找中国的出路。现在找到了中国这条五千多年的老病根，就可以对症下药，把握民族的命运。
首先，要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必须把中华的民族存在尽快地转变为经济政治上具有充分竞争性的民族存在，尽快培养出强悍进取、永不满足的民族性格。这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之根本。
其次，在民族性格上，坚决走“现代文明狼”的道路。必须适度地释放和高超地驾驭人性中的狼性，这是条世界性的高难道路。狼性充满凶猛强悍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又充满疯狂的贪婪、掠夺和破坏力。人性中的狼性特别像热核反应，能量巨大，破坏性也巨大，控制得好就能造福人类，控制不好就会毁灭地球。世界上没有多少民族和国家能合理地释放它，又能牢牢地驾驭它。能做到这点的国家都走到了世界强国的行列。这条道路难度极高，即便是近现代强国，弄不好也会翻船。像二战时的德、意、日三国的民族就未能驾驭住本民族的狼性，结果导致法西斯大爆炸，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祸。
中国的“文革”也出了大问题。由于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中国民族性格太软弱，“狼性”不足，被西方列强打成了半殖民地，饱受屈辱。中华民族被深深激怒，那些志士仁人引进西方强悍进取的狼性精神，又一点一点地引进强悍竞争的西方工业，起来打到“孔家店”，强烈地释放被久久被压抑的“狼性”。炎黄游牧族的血液遗传和游牧民族的多次输血终于发挥了作用，中华民族性格慢慢强悍起来。百年奋斗，赶走了列强，取得了民族独立，还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然而，到文革时期，由于政治需要人为地释放和煽动狼性，打倒一切“
牛鬼蛇神”，打倒国家主席，元帅将军，工商界精华，知识分子学术权威。狼性“红卫兵”横行全国：打老师，批校长，烧书籍，毁文物，抄家产，杀人放火、冲击大使馆，无法无天，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中国推向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人类整个历史和中国这段历史都深刻证明了释放和驾驭人性中狼性的高难程度：像儒家和封建专制那样全面阉割和镇压民族性格中的狼性，其结果是全民族性格羊性化，落后挨打，死路一条；像法西斯那样疯狂释放煽动狼性，则将把世界变成人间地狱，也是死路一条。只有适度释放狼性，并采用惟一能够控制和驾驭狼性的真正民主制和法治，抛弃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真正的民主制和法治才是惟一能够释放又控制狼性“热核反应”的现代反应堆。而要建立真民主，又必须同时进行和完成转换国民性格的基础工程，没有这个民族性格的基础，即使建起民主大厦，那也只是一座危楼，如果垮塌，反而会败坏民主的声誉，而在民主废墟上就会建立起更加专制的政体。没有扎扎实实的转换民族性格的基础工程，民主就永远只是中国少数人的奢望。转换农耕民族性格必须经过一个“野外放养”的过渡时期。但是，转换民族性格和推进民主又不能太慢，否则，民族性格软弱的旧病将会把腐败、低效、人口过度扩张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病毒扩散到民族全身，而耽误治疗抢救的宝贵时间。
杨克点头道：没错。西方民族性格太强悍，专制政府很难压制住人民。在西方，像中国式的中央集权制很难立足，就是立足也长不了。所以人家民族最终只接受民主制。而东方的羊最恐惧自由和独立，一但没有“徐州牧”的看管，羊就会被狼吃掉。软弱的农耕民族都愿意选择专制，农耕人群是集权专制制度的衣食父母。看来，华夏民族的民族存在和国民性格不变，中国的集权专制就始终不会终结。
陈阵说：狼性不强的民族永远不会去争取民主和使用民主。实际上，民主是强悍民族对统治者反抗和讨价还价的结果。
陈阵又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不改革民族存在，民族本性就不是“难移”了，而是“坚定不移”。当前我国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在改革民族存在，现在改革形势已不可逆转。从性格上形象地讲，既然，“炎黄狼”、“秦汉狼”和“隋唐狼”曾经被农耕存在改造成“华夏羊”，那么，随着新型竞争性的民族存在的确立和扩大，一直落后挨打的“华夏羊”就会成为勇猛进取的“现代中华文明狼”，成为真正的炎黄子孙，并向更高级阶段的自由民主的“世界文明人”进化。
然而，由于在世界上，中国的农耕土地最广阔，农耕历史最悠久，农耕人口最庞大，农耕意识最深厚，城市化的空间又过于狭小，因此，要想在民族性格上从“华夏羊”转换为“文明狼”，必将经历一个漫长、痛苦，甚至是残酷淘汰的时期。如何能更文明地对待、安置和养活性格弱势人群，转化他们的软弱性格，将成为中国天大的社会难题。而且，以后政治体制的攻坚任务还可能由于民族性格软弱而久攻不克。而这些难题又必须依靠刚毅强悍坚韧的狼精神来攻克。
这些就是我的最后结论。
额仑草原沉入茫茫夜色，远处牧民定居点的电灯发出微弱的光亮。杨克还想继续提问，陈阵拍了一下方向盘，说：该回去了，要不巴图要开车来找咱们了。你要是还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一路聊到北京，我还有许多东西要跟你讲呢。
杨克说：狼图腾和游牧精神真是个中华文明中的枢纽性问题，动一发，牵全身啊。我真还有好多问题要问。
俩人下了车，向黑暗的狼洞山坡挥手告别，但又久久伫立，不忍离开。陈阵望着狼山轻轻地说：小狼，我要回北京了，以后我还会来看你的……
杨克说：咱们真应该在小狼的洞前立一个纪念碑，最好是个狼的图腾柱。
陈阵叹道：我也想立，但是我不敢。现在草原上到处都是农区来的外来户，要是他们看到给狼立的石碑，那还不把它砸个稀巴烂，说不定还会把这个宝贵的百年老洞刨塌填死呢。还是让小狼的洞安安静静地藏在这里吧。
陈阵又说：我现在更想做的还是在国人的心里树立狼图腾的精神图腾柱。狼图腾本来就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原始图腾之一，在地位上仅次于龙图腾。但是，我认为问题还没这么简单，根据考古新发现和我的分析研究，早期的狼图腾和龙图腾很可能就是一个图腾，而后来的龙图腾只是狼图腾的演变形式而已。
杨克吃了一惊，忙说：这个发现对转换中国人的国民性来说太重要了，你把这个问题说完了咱们再走吧。
陈阵一口气说下去：龙的形象其实在五千年以前就已出现。1971年在内蒙三星他拉出土了一个玉龙，号称中华第一龙，属于新石器时期的红山文化。那时华夏先祖还没有成为农耕民族，还处在狩猎、采集、游牧或半农半牧状态。龙图腾最先是华夏原始先民的图腾，后来才演变为农耕民族的图腾。我仔细看过和研究过翁牛特三星他拉玉龙，可是让我吃惊的是，那条原始玉龙，根本不是后来中国人所熟悉的龙，而是狼首龙身形象的龙，玉龙的身上没有鳞，也没有爪，头部和颈背完全就是狼头狼颈，简直就像按照狼头狼脖子临摹下来的一样：长长的脸，长长的鼻子，长长的吻，长长翘起的嘴角。尤其是眼睛，那绝对是狼眼，跟咱们小狼的眼睛一模一样，圆眼吊睛，眼角吊得极长极斜，狼的这个关键的特征，被新石器时代的先人用艺术手法夸张得惟妙惟肖。这还不算，狼脖子上面的狼鬃也雕刻得极像，从头脖顶到前背长长一溜狼鬃高高地耸翘起来，非常威风漂亮。高耸的狼鬃又是凶猛的蒙古草原狼的显著特征。我对狼太熟悉了，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对狼的长期细致的观察，我们的先祖是绝对雕不出这么传神的狼的艺术形象来的。
此条玉龙实际上是条玉狼，尤其是头部绝对是狼头。可是有些学者说这条玉龙的头是猪头。但是，我认为，从游牧民族的性格上讲，家猪或野猪都不会成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崇拜图腾，因为中国西北和北方的游牧民族是绝对不会崇拜被自己驯服的、或可以被驯服的动物的。只有不了解中国游牧民族性格的人，才会认为中国草原人会崇拜家畜；从形象上讲，猪眼不是吊睛，猪拱嘴的嘴口也不是开在最前面的，整个猪头也不是长形的。而且，身材短胖只有棍形小尾的猪，不管是家猪还是野猪，要演变成长长的龙那就太牵强了，而长长的狼身加
上毛茸茸的长狼尾，演变为龙身倒有可能。你想想长长的狼皮筒再加上长长的狼尾巴挂在高高桦木杆顶上，被大风吹起来时候的样子，是不是特像狼头龙身？我猜想，中华飞龙很可能是华夏草原先祖所想像的草原狼灵魂升天以后的飞狼形象，是对狼的形象的美化和神化。那年我看小狼升天的样子，真感到小狼不仅像飞狼，而且还像是腾云驾雾的飞龙，只是当时没有顺着这个感觉挖掘下去。
后来回到北京以后，我看到了那件玉龙的图片，当时我真是很激动，好像见到了小狼一样。在当时的原始条件下用美玉雕刻出那样精美的狼首龙身的玉器，就可以推断我们的先祖对狼熟悉和崇拜到什么程度了。而且“玉龙”出土的地点又在内蒙，是蒙古草原狼的故乡，是中国的土地上猛狼巨狼最多的地方，是后来无数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民族一直生活的地方，又是“飞狼”的传说最多的地方。这就让我自然联想到狼图腾和龙图腾的关系，也开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狼图腾和龙图腾至少有以下七个相同的特点：
其一，最早的狼图腾和龙图腾都出现在内蒙古草原或接近蒙古草原的地方。这里恰恰是世界上最大最多最凶猛的蒙古草原狼的故乡，而且草原狼又是游牧民族的同乡，人与狼互相搏杀，互相依存，又共同生活在这片广袤的草原上。因此，狼的精神和性格对草原人的影响最大，不像北极圈和俄罗斯森林里的狼远离人群，以捕食野生动物为生，对人的影响不大，因此在那里也难以产生狼图腾崇拜。
其二，原始的狼图腾和龙图腾的头部和颈部相同，长筒形的身体相同。内蒙三星他拉的原始玉龙是狼首龙身，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期原始狼图腾和龙图腾头部颈部完全相同，身体也相同，都无鳞片。这表明龙图腾不是由鱼或蛇演变而来的。那时候，极有可能狼图腾就是龙图腾，龙图腾就是狼图腾，两个图腾还没有分家，而它们的家还都在草原。
其三，狼图腾和龙图腾都是采用身体上下拱动的姿态飞行。在传说中，无论在蒙古草原还是华夏大地，这两个民族图腾都是飞翔的图腾。在草原，狼图腾可以飞天，把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而华夏的龙图腾则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但是世界上和中国许多民族的图腾并不会飞，例如崇拜熊、虎、牛、猴等等的民族图腾。中华大地上的草原民族和华夏农耕民族的图腾都有飞翔的特点，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更为相同的是狼图腾和龙图腾的飞翔姿态，狼在草原上飞奔的姿态是上下起伏的，狼皮筒被挂在高高的木杆顶上被大风吹动的时候也是上下起伏、身体拱动着“飞翔”的；而中华龙在各种古代壁画和雕刻中都被塑造成躬着腰，上下起伏拱动着“飞翔”。这种飞行姿态与狼图腾飞奔和“飞行”的动作相同，但与水中的鱼、蛇和鳄，以及陆上的蛇和蟒的游动动作完全不同。鱼蛇蟒鳄都是靠身体和尾巴左右摆动而前进的。一种行动是“上下拱动”，另一种行动是“左右摆动”，这两种不同的动作和姿态，清楚地表明狼是比鱼蛇蟒鳄更高级的动物，龙图腾不是由鱼蛇蟒鳄这些卵生较低级的动物演变而来的，而是由草原陆地的哺乳动物——狼演变而来的。而多数中国人却认为龙是水中的鱼和蛇变来的，现在有的人还认为龙的原型是鳄。这些观点没有看出龙与鱼蛇蟒鳄在类别上的本质区别，没有看出“上下拱动”与“左右摆动”的根本区别。因而也就把龙图腾精神的本来面目掩盖得越发模糊不清。
其四，狼图腾和龙图腾虽然都会飞，但是都没有翅膀。在中国人的传说中有“飞虎”、“飞马”等神话形象，其他民族也有“羽蛇”等图腾形象，可是那些会飞的动物都是有翅膀的，50年代飞马牌香烟的烟盒上就有长着巨大翅膀的飞马形象。那么为什么龙图腾没有翅膀呢？我认为这是因为由于狼图腾没有翅膀，所以由狼图腾演变而来的龙图腾也就没有翅膀。而狼图腾之所以没有翅膀，是因为原始的草原人相信神出鬼没，神通广大的狼会飞，不用翅膀也能飞。
其五，狼图腾和龙图腾都与中国两个民族的最高崇拜——天崇拜有密切关系。在草原上，草原民族相信狼是腾格里派到草原来保护草原的，还会把崇拜腾格里的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而在华夏，农耕民族则认为龙是天的化身，而皇帝就是“真龙天子”，神圣不可侵犯。既然汉族的天崇拜是游牧先民从游牧区带到华夏农耕大地的，那么他们也就把狼图腾一同带来了。
其六，狼图腾与龙图腾都是凶猛可怕的猛兽形象。世界上各民族的图腾有猛兽也有温良的草食动物，许多民族都把牛作为民族图腾。但是为什么华夏民族却把面目如此凶猛狰狞的龙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呢？这是因为，那时华夏先祖还是狩猎采集游牧部族，还不是温良敦厚的农耕民族，而中国的绝大部分游牧民族都把狼作为图腾。由于狼的形象凶猛可怕，所以由狼图腾演变成龙图腾的龙的形象也就异常凶猛可怕了。
其七，狼和龙都具有不可驯服性。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图腾都是可以驯服的动物，甚至以家畜为图腾。而中国的两大民族的图腾——狼和龙，都具有不可被人驯服的性格。狼是猛兽中最倔强、从不屈服的动物，熊虎狮鹰大象都可驯，而蒙古草原狼不可驯。由于狼不可驯服，那么由狼图腾演变而来的龙图腾也就具有不可驯服性。龙是狼精神的承袭者和强化者，它不仅不可被人所“驯化”，相反它还将驯化它的一切臣民。而狼的不可被驯化的精神后来被儒家皇权至高无上的精神所利用，并神化了。
根据上述狼图腾和龙图腾这些关键性的相同之处，我推测，中华龙图腾很可能就是从草原狼图腾演变而来的，就像华夏农耕民族是由草原游牧民族演变而来的一样。由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没有离开草原，所以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也一直没有变形，草原民族从古到今也一直崇拜狼图腾；而在远古，一部分游牧民族离开了草原，进入华夏农耕区，也就把腾格里崇拜和狼图腾崇拜带到华夏农耕生活中。由于，在古代无论牧业和农业都是靠天吃饭，因此，转移到农耕地区的天崇拜也就被保留下来，但是游牧部族变成农耕族以后性格逐渐软化，慢慢变得怕狼恨狼了，那么从草原上带来的狼图腾崇拜就不适应农耕生活和精神，于是原来的狼图腾就慢慢被农耕生活所改造，改成具有耕云播雨功能的龙图腾新形象了。
在远古，东亚草原一定有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民族；在传说中，伏羲时期的图腾是“人首蛇身”形象的图腾，伏羲神“本人”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后来，经过部族的融合，华夏先人们大概以狼图腾和“人首兽身”图腾为主干，再吸收了游牧部族和原土著农耕族的图腾形象的某些局部，加上了鱼鳞、鹰爪和鹿角等部件，于是狼图腾就变成了龙图腾。在龙图腾创造和融合的过程中，狼图腾的形象起着关键作用，因为“人面蛇身”的形象与后来的威猛可怕的龙形象相差太远。我看过考古出土的仰韶时代的“人面蛇身”陶式图形，那哪是龙
啊？简直就像一只壁虎，或者像大头蜈蚣那样的小爬虫，形象阴暗猥琐恶心，毫无审美价值和神圣感。而蛇蟒身上加上狼头，那就不一样了，“狼首蛇身”就基本上有龙的威猛的艺术雏形了。后来的中华龙的形象之所以威猛可怕，震慑人心，并具有审美价值，就在于它具有狼一样猛兽的形象和性格特征。“抽象”的龙一定会有具象的根据，而中华各民族中历史中最悠久又最具象的凶猛图腾只有狼图腾。因此，没有狼图腾的形象、性格和精神的参与，中华龙就不能成其为龙，而只能是中华虫。
陈阵让杨克上车，他也上了车并打开车内灯，看了看表，又看了看卡片说：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华夏传说中那个神秘的饕餮神兽。我认为饕餮也很可能是由狼演变而来的，后来饕餮再演变为龙。《辞海》说：饕餮是“传说中的贪食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辞海》在解释饕字说：饕即“贪，《汉书·礼乐志》：‘贪饕险’颜师古注：‘贪甚曰饕。’特指贪食。”
上面几段话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饕餮是一种“恶兽”，而不是鱼蛇蟒鳄，不属于鱼类或爬行类。《辞海》中还有附有商周鼎上的饕餮纹。你只要看一看就可以认出那个凶恶的猛兽像谁，非常像狼的正面像，也是圆眼吊睛，凶狠无比。
二是，饕餮甚贪食。这个特征鲜明地指出了狼的特性。“极贪食”是草原狼的最突出的特性之一，咱俩养过狼，太知道狼的这个天性了，咱俩可以举出无数个狼贪食的例子。天下再没有比狼更贪食的动物了。不信可以让人去问老牧民，天下最“贪食的恶兽”是谁？回答肯定是狼。人所共知，“贪”就是狼性的代名词。董仲舒说秦“以贪狼为俗”，也把贪与狼相并列。中国人形容贪食总是用“狼吞虎咽”，而且还把狼排在虎之前，狼比虎更贪食。形容贪心都说“狼子野心”，不会说“虎子野心”。
由于饕餮具有“恶兽”和“甚贪食”这两个狼的特征，而且饕餮纹又像狼。因此，传说中的饕餮很可能就是狼，或是从狼演变而来的神兽。
三是，饕餮成为商周鼎的主要纹饰，这就涉及到一系列的问题。宝鼎是华夏民族在青铜时代的立国之重器。在周朝，“一言九鼎”的“鼎”，是象征至高无上王权的神器和礼器，也是祭天祭祖的祭器，鼎在华夏先民心目中处于民族“图腾柱”的地位。因此，只有属于民族的图腾才有资格登上如此崇高的地位，而被镌刻铸造在宝鼎重器之上。这一现象又反映出两个问题：其一，到商周时，华夏族可能还仍然崇拜狼图腾，至少是猛兽图腾，炎帝黄帝族祖先的图腾崇拜遗风可能还继续存在，而周朝时期的华夏族受狼图腾的影响更深，因为，周起源于西戎，而西戎大多是崇拜狼图腾的游牧族。其二，当时的“龙”可能还没有被普遍接受，尚未真正成为华夏族的民族图腾，否则，象征王权的宝鼎就一定会以龙作为主要纹饰。而且，当时周天子也还没有坐龙座，那时还延续着炎黄游牧遗风，席地而坐。
周鼎上的纹饰主要由饕餮纹和云纹所组成，以饕餮为中心，云纹环绕其周围。显然，饕餮神兽在天上，从云层里探出头，俯看人间。它的身体则藏在云里，不知是否有蛇身或龙身，但是如果在饕餮脑袋后面续上龙身，那就与后来的标准龙相差不远了。所以，我认为，在狼图腾和龙图腾之间可能还有一个饕餮图腾的过渡阶段。饕餮既有狼的性格，又有后来龙的狰狞面目。
以前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青铜时代的华夏族，会崇拜那么贪吃的饕餮，竟然把它捧上国家神器的地位。难道那时的中国人就那么贪吃吗？因而也就那么崇拜贪食的恶兽？而饕餮贪婪的吃相真是毫无神圣可言。但是后来当我发现饕餮有可能是狼图腾的变形的时候，我立即想通了。贪食只是狼的一个特征，是狼精神和性格的表象。商周时期的华夏族对饕餮神兽的崇拜，是对游牧先祖狼图腾崇拜的承续，狼虽然贪食，但是它的凶猛进取、威武不屈、宁肯战死、不愿病终的精神才是早期华夏族崇拜它的根本原因。这个原因只有深刻了解狼以后才能理解，而后来恨狼怕狼的农耕民族和儒家就难以理解，所以无法给人以信服的解释。再后来，当农耕和儒家越来越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贪吃的恶兽——饕餮，就必然从国家神器上退位，被改造成龙，让位给龙。
历史上的狼精神曾征服了无数个游牧民族，而无数个游牧民族又是那么强烈地崇拜狼图腾。为什么入主中原或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帝王，到后来也那么喜欢穿中华的龙袍，坐中华的龙座，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龙图腾里看到了他们民族的狼图腾的变形或影子，龙图腾实际上就是改形换面不变心的草原民族的飞狼图腾。然而，正像游牧民族来到华夏农田以后，他们的游牧精神被改造成农耕意识那样，游牧民族的图腾精神也必然被农耕存在所改造，于是保护草原的狼图腾也就变成主管农耕的命脉——呼风唤雨的龙图腾，于是狼就变成了龙。而且，在龙图腾上又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农耕民族的观念和意识，把龙图腾的原始精神实质改得面目全非，蛮好的强悍进取的狼图腾民族精神，竟被改造成象征帝王权威的专制暴力精神。龙图腾成为中国历代专制帝王狐假虎威，镇吓人民的帝王图腾。龙袍只属于皇帝一人，九龙九爪。其他七龙七爪，五龙五爪的官袍不能称之为龙袍，只能叫作蟒袍。进入现代社会的中华民族，特别需要清除民族图腾里面后加上去的专制帝王的糟粕，而应当还其华夏民族图腾的本来面貌——狼图腾精神。
中华龙令人恐惧的凶猛形象和身体里面，最初蕴含的很可能就是令人敬仰的狼图腾精神和灵魂。中华龙图腾与中华狼图腾也可能具有不可割断的血缘关系，但是，在精神实质上，中华龙已完全异化：自由的狼变为专制的龙，全民族的精神楷模变成了独裁者的化身；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图腾演变成了毫无生命力的龙舞道具空壳、纸龙纸老虎。
只有抽掉中华龙图腾中的封建帝王专制精神，而重新“注入”狼图腾自由强悍的进取精神，那么，未来的中国巨龙才有可能真正腾飞，飞向全球，飞向太空，去为中华民族和整个人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
两人在车里吃光了午餐的剩食，还是压不住腹中饥肠辘辘的声音。杨克说：我真想跟饕餮那样吃下去整盆手把肉。陈阵说：嘎斯迈要是看见咱俩像狼一样的吃相准保高兴。杨克打
开了所有的车灯，驾着吉普向西北边境线草场驶去。翻过高坡，可以看到远处像灯塔那样一亮一灭的灯光，嘎斯迈一定握着手电在那里站得很久了。陈阵从后视镜久久地回望朦胧月光下静静的狼山，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再回来……
2002年春，巴图和嘎斯迈从额仑草原给陈阵打来电话说：额仑宝力格苏木（乡）百分之八十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你们农村圈养牲畜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呢……
陈阵半天说不出话来。
几天以后，窗外突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日。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
陈阵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连蒙古草原狼在内蒙草原上留下的最后一点痕迹——那个古老的小狼故洞也将被黄沙埋没。
1971年至1996年腹稿于内蒙古锡盟东乌珠穆沁草原——北京。
1997年初稿于北京。
2001年二稿于北京。
2002年3月20日三稿于强沙尘暴下的北京。
2003年岁末定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