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目光低怯，只有满面石灰的时候，那双眼睛才勇敢；他把那双真皮皮鞋擦得锃亮，一到工地就脱下来，偷放在东家还没启用的柜子里，走时换上，对着那纤尘未染的皮鞋笑得很乐；他刷墙的时候用报纸折个帽子扣在脑袋上，嫌碍事又弃之不用，头发、脸上、鼻孔与脖子全是粉尘，他冲着水龙头抹两下，倒更像个半成品的石膏人；他没坐过地铁，因为舍不得3块钱，但是公交车总令他不自在--只要有他在，以他为圆心，方圆一米之内往往没人；他对他的所有东家的态度都很冰冷，这样，他就不怕他们对他更冰冷；他觉得城里的女人真好看，可是越是好看的女人，看他的那眼神儿就越带着飕飕的小刀子；他攒了五个月的钱买了部二手手机，没用几天就没声没影儿了，他去找卖货的，人家把他打了一顿；他好几次因太晚赶不上公车而步行回住处，路上被盘查，他花了好几天的伙食费办了暂住证；他一年到头攒了3000块钱，存在一张卡里，他期待着回家时到提款机里把钱都取出来，就像城里人那样，"奔儿奔儿"按几下按钮，就可以"刷刷"地取钱；他还想去超市刷一回卡，他每次看到城里人刷，都觉得他们真牛；他把卡掖在裤腰里，隔一会儿就偷偷按一下，那里是他回家的全部理由......
他......，他就是他们。
在我们的城市里，日子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具体，因为那是他们用来计算工钱的计价单位；钱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像钱，因为5毛钱能在市场收摊的时候买回一堆菜叶；生存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简单，因为他们不敢有太多的要求；身体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强壮"，因为他们不敢生病；亲情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温热，因为他们出来打工的原因，就是为了给爸治病、供弟读书、给家里添头猪；城市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虚空，因为他们只"看"过抽水马桶，只住过初级阶段的高楼大厦的水泥地，只"听"过商场里的音乐；春节对于他们，比对其他人都更快乐，因为一年里终于可以有这么几天，他们能体面地、尊严地、享受地过
本期专题，我们听民工自述，这一年。
这一年，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引人关注；这一年，政府为他们撑腰；这一年，他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
而生活对于他们，比对任何一个人都更充满希望，因为他们的愿望是如此简单。
“总说仇富心理，怎么不提提‘仇贫'的人？”
采访-本刊记者 陈敏
地点：北京南二环某住宅小区
时间：2005年1月9日下午2点
人物：陈力松，男，33岁，北京某装修公司瓦工
我17岁时进了家乡的工厂，后来被机器削掉半个手指，心有余悸，就跟人出来当瓦工。去过广州、上海，还有新疆。你问我喜欢哪个城市？反正都是高楼大厦，没有一片瓦属于我，我只关心工资高不高。2000年到了北京，挣钱多了点儿，就待下来了。
在外面打工，就怕辛苦换不来半两米。温总理替我们讨薪，听说过，但是黑心老板还是灭不了。我遇过一回。老板溜了，工人们都傻了，把玻璃砸碎，有个人站在楼顶嚷嚷半天，突然跳了下来，“120"来得晚，"呜呜"声叫得人真难受......
我还怕歧视民工的业主。别小看贴瓷砖，排砖弹线、哪里贴花砖，腰线多高，都要细琢磨，我把每面墙都当作自己的作品。有次干完活儿，业主验收，她的朋友都说好，她板着脸说，民工就这点本事呗，赶着往城里挤，搞得空气都脏了！那个眼神，跟那次“120"的呜呜声一样，捅到我心里！总说仇富心理，怎么不提提"仇贫"的人？
16年里，我走了不少城市，带着同样的编织袋，塞满褥子和锅碗瓢盆。前年大街小巷都唱什么"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一听，我心里就泛酸，打工啊，真是苦。一年到头就是一床被褥，能补就补，都不换。冬天冷，同乡劝我再添一床，我舍不得。晚上，就在业主的新家找块水泥地，铺开褥子，和沙子、腻子、油漆、瓷砖睡在一块儿。还好，北京人家里都装有暖气，就碰上过一家没装的，那天下大雪，晚上被冻醒了三次。
醒了我就想想老家的春天，油菜花一开一大片，想想秋天，稻子那个香......多少年都没有见过、闻过了。真的，如果在家里一年能挣到1万元钱，我肯定不出来打工！
2004年11月，我作了个重要决定，让老婆孩子来北京玩儿一次。我在四环外找了间十来平米的房间，和房主讨价还价，压到月租220元。换掉工作服，我带她们母女爬长城，游故宫。她们在天安门看升旗，我就看着她们笑，有点儿做主人的感觉。逛王府井的时候，都是好吃好玩儿的，12岁的女儿很懂事，啥都不要。20多天下来，我们花掉了3000多块钱，照了足有10厘米厚的照片，很开心......
她们该回家了，我想把老婆留下来当帮手，就是和和水泥泡泡瓷砖，活儿不重。老婆犹豫着问女儿，女儿说：“妈妈留下吧，我要你和爸爸在一起。”
亏了女儿的体贴，生活好多了。以前自己洗衣做饭，拌个黄瓜要吃一天，头疼脑热也熬着，现在有伴儿了。昨天晚饭，老婆煎了两条鱼，我喝了点儿小酒，很香。老婆不嫌弃睡地上，就是不忘每周打个长途回家，叮嘱女儿好好读书，不要像她爸妈命苦。女儿笑着说，放心放心！听她奶奶说，开始她还背着人哭，现在好了。
要过年了，活儿排得更紧，每天从早干到晚，想给孩子挣个新书包，给爹妈买点儿北京特产。一睡下，才觉得浑身疼，但想到回家，我就好受了。一年一次啊！前天，有个人问我，到南京的硬卧车票多少钱？我说不知道。我都是坐着或站着20多个小时回家的，从不觉得累。
你问我幸福吗？很快就能看到家人，睡在自家暖和的床上，这种感觉，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幸福吧。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陈力松：一两万吧。我挺满意的。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是什么？
陈力松：去北京火车站接老婆孩子，第一眼看到她们母女的时候。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是什么？
陈力松：女儿学费太高，尤其是建校费。在家种田根本供不了她读书，还得打几年工。
《中国青年》：最伤心的是什么？
陈力松：父母老了，农忙我还帮不上；城里过节，别人都团圆了，我只有一个人。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陈力松：希望能再多挣一点钱，一点点都行。
“我想回家，却不敢回”
采访-谢胜瑜
地点：广州天佑家具厂职工宿舍内
时间：2005年1月6日晚8点
人物：李一兵，男，27岁，电锯工
我2004年初来到东莞打工。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替一家塑胶厂打包。这活儿贼苦，一天下来，我浑身像散了架。更糟糕的是，厂子伙食太差，工友们狼吞虎咽，我就是咽不下。没熬到半个月，我就走了，可事先交的300元押金和身份证，怎么都要不回来。
没办法，我只有打电话让父母寄钱，又办了临时身份证，继续找工作。折腾了一周，我进了个私人办的小化工厂，负责搬运原材料，这活儿也不轻松。原材料里好像有硫酸，溅到衣服上就烧个洞，溅到手上疼得钻心，溅到眼睛里，那肯定成瞎子。我提心吊胆地干了三个月，又不习惯那股怪气味儿，还是走了。
农忙的时候，我双手空空回家了。邻居们都议论呢，谁家的谁带回多少稀罕东西、寄回多少钱，见到我，他们都不问。只有一回，爸妈叹着气说：“咋回事？你一个高中毕业生，打工还打不过村里小学初中都没念完的娃？背运啊。”
哥哥见我着急，说先学好一两门技术活儿再出去，学摩托修理、驾驶什么的，还说，愿意出钱让我读个民办大学。我觉得自己都二十六七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大笑话！临走时，我要了300元做路费。爸说，也不指望你有多大出息，明年车票能自个儿买就成。我的脸烧得慌。
要多挣钱，就得找份像样儿的工作。一挤下火车，我就买来报纸翻看招聘广告。公司文员、厂报编辑的工资一般都超过千元！读中学时我的作文都是范文，这活儿我能接下来吧？我到一家家职业介绍所排队领表、面试，那张高中文凭掏出掏进，弄得皱巴巴的。有回，我找到一家厂报编辑部。对方问，你发表过文章？我摇头。对方又问，你中文系毕业？我还是摇头。对方变脸了，你开什么玩笑！
接连碰壁，我的心情糟糕透了，每晚都睡不好，特恨自己：恨自己没有大学文凭，恨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同乡劝我，你要真能写，弄张假文凭混进去再说！名牌大学的文凭在大街上就卖100块！又说，某某也是这么弄，现在混得人模狗样的，神气得很。
我宁愿失业，也不能作假。每天报纸登的好工作很多，可是不属于我。一个月后，我才找到这家家具厂，守机床。每天14小时的工作，车床轰隆隆地响，木屑粉末满天飞，堵得嗓子眼儿老要咳嗽，还常听说有工友被电锯伤到......除了周日下午，都得待在厂里。到月底数着那八九百块，心里真是高兴不起来。
国庆节的时候，家里给我打电话，说给我张罗了个对象。那女孩也在广州打工，也有高中文凭，还是主管。我不乐意，爸就说，那你今年过年带个回来！呛得我说不出话。我在家中最小，爸妈都快70了。按村里乡俗：儿子一天不结婚，他们就还得下地种田。我按他们的吩咐找过那女孩两次，没什么自信，渐渐死了心。
一晃又到年底。27岁，在我们老家已是大龄青年。回想这一年，觉得挺对不住爸妈：没挣到钱给他们养老，也没找到媳妇给他们添孙......想回家，不敢回。
与民工对话
《中国青年》：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李一兵：没算过，一年里三进三出，除去用的，我只给家里寄过1000块钱。
《中国青年》：这一年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李一兵：老板原来说要押两个月工资，昨天听说不押了。
《中国青年》：最苦恼的和最伤心的是什么？
李一兵：赚不到钱，成不了家。
《中国青年》：最害怕的是什么？
李一兵：害怕过年回家，害怕爸妈每次打电话都说找媳妇的事。
《中国青年》：对新的一年的期望是什么？
李一兵：向电影里的傻根学习，能一次带上6万块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