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您在研究卡拉比猜想的时候非常年轻，才27岁，评上教授时也非常年轻。您能想象以您这样的年纪在中国大陆能评上教授吗？
丘成桐：假如是像现在这样几个学霸在管事情，我觉得评不上。
人物周刊：要打破对年轻人才的束缚，有什么好办法？
丘成桐：中国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讲。我只能提供意见，领导接不接受，教育部接不接受，是他们的事情。我身为一个海外来的学者，我只能谈我的看法。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学霸、学阀是怎么形成的？
丘成桐：既得利益者互相包庇形成的。
人物周刊：但同样是在中国，为什么过去比如西南联大时期没有现在这种现象？
丘成桐：学霸是第二、三流的学者。西南联大是第一流的学者。
人物周刊：第一流的学者中就不会出现学霸吗？
丘成桐：也不是，但第一流学者的人数多了就不会这样。我讲的第一流的学者，是还在学术前沿工作的第一流，很多一流的学者，不在前线工作了，不晓得最前沿的工作是什么东西了，二三十年之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现象。
西南联大时期，很多年轻的学者，包括华罗庚先生、陈省身先生等，本身都是第一流的，又都在最前线工作，你是第一流的学者，你在热情做学问的时候，你不会想搞第三流的学问，你不会允许写第三流文章的人在你面前胡扯八道。一个人可能制止不住，人多了就可以制止得住。
人物周刊：在中国，从官员变为院士的现象很常见。
丘成桐：坦白地说，我不在乎官员能不能做院士，我觉得既然做官就不要做院士，因为权力会影响他做院士。可我宁愿有学问的官员去做院士，好过不学无术的人去做院士。
在中国还有一个现象是，先当校长再当院士，而不是先当院士再当校长。我坦白地讲，要想做院士，只要你有足够的金钱，你去贿赂。让选你的院士得到好处，好处多了以后，他会投你一票。香港就有很多人做这个事，国内也有很多人做这个事。
人物周刊：那美国呢？
丘成桐：美国你想做也做不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
丘成桐：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虽然有两三个不见得那么高水平，可是90%以上都是真有学问。中国，用金钱名利来引诱人的事情做多了，名教授也好、院士也好，也都不觉得羞耻。有些学霸在很多的评奖委员会中做主席。他给你一个奖，说让你去选其他的人做院士。谁把持了经费，谁把持了评奖的能力，他就有这个影响力。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怎么去打破这种局面？
丘成桐：在我看来，院士制度根本可以废除，这是周光召讲的，不是我讲的。王选是两院院士，他也写过文章这么讲。一个群体，假定是最高学术水平的一个群体，结果60%都名不副实，这个团体存在有什么意义？
美国科学院院士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团体。基本上90%以上都是有能力的好教授，他能替整个社会、政府、学术界做很多事情，是真的有影响力、有公信力的团体。现在我国的院士，你去找一个在学术最前沿做的有学问的年轻人，问他对院士的观感？
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人物周刊：杨振宁先生认为中国的本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要比美国的强。您觉得呢？
丘成桐：这是他的看法，不是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从我的经验中来的，在国内国外、我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给我的感觉。杨先生他可能有比我更丰富的经验，我不清楚。
人物周刊：杨先生还提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中国的科学不能够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周易》的影响。他还有一个推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您认为中国的文化能不能催生出伟大的科学家？
丘成桐：杨先生是个伟大的科学家，杨先生是本科时候才出去的，他也念过《易经》，念过很多中国不同的古典文学，他为什么觉得中国的年轻人不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我觉得不合理。
人物周刊：那您的观点呢？
丘成桐：杨振宁、陈省身、我，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氛围中长大的，都很享受这种文化，学问都做得不错。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把做官赚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求名求利比什么都重要。无论杨先生也好，陈先生也好，当年出国的时候都抱着一种热情，就是想做学问，所以做成功了。我们年轻人如果能做到这点，我担保他们能做出第一流的工作。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一些教授、院士的时间会用在搞项目、拉关系上，学校支持他们拿钱来评院士，同时也鼓动他们再拿院士的头衔拉项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丘成桐：教育部要评大学好不好，第一个问题就问这个学校有多少个院士，没有院士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而不问学问做得有多好，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还是教育部，省跟市里也用这个方法来评议。整个评审制度不健全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毛病。
中国不愿意改变这个评审制度，批评制度的人自己都不想改变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改变了会打击他本人的好处。当你讲这个制度要拿去给全世界最好的学者来评审时，你本人参与的只不过其中一小份，你就怕自己不能操纵整个学术界跟着你走。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理想的评审制度是什么样的？
丘成桐：公平。评审制度要是能建成功，什么学术问题都能够解决。
人物周刊：怎么做？
丘成桐：很简单。找一批第一流的学者，最前沿的，成立一个委员会，共同来讨论，不费吹灰之力就会有结果。哈佛是这么做的，全世界都在这么做，但中国不愿意做。不做，因为不愿损害既得利益。
假如我讲错人任何一句话，我公开道歉
人物周刊：2005年，您对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有尖锐批评，对于北大的辩解，您称他们是“文革”作风，难道您不允许他们辩解吗？
丘成桐：你去找全世界一流的大学，会不会有一个大型的conference(会议)，讨论的是某个人的私人事情？(学校)可以公开讨论学术问题，比如卡拉比猜想的证明有错，或说丘成桐的学问有错误，我可以跟他辩论，他们是造谣生事！但问题不在造谣生事上，问题在——大学可不可以开大会来声讨某人的个人品德？！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和北大数学系的争论是书生意气，您怎么认为？
丘成桐：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讲。我讲的是整个学术界的毛病，我也不认为我讲的这些话不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攻击。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学霸，我从没期望他们不攻击我，所以我不在乎。
人物周刊：丘先生，这么多年来您为中国数学学科做了许多事情，您觉得您的付出值得吗
?
丘成桐：我从来没在乎过付出值不值得，我做我良心上应为、值得做的事情！可能卡拉比猜想我做一辈子也做不出来，我不在乎，我只做自己认为应该去做的事。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包括这次和北大的争论么？
丘成桐：我坦白讲，北大(数学系)的教授们也好，XX也好，他们的数学水平是第三流的，顶多是第二流的，跟我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我为什么要批评他(们)？希望要替中国普罗大众里的年轻学者，让他们有出头的机会。
北大、XX都不值得我去批评。我是为了保护年轻有为的学者，希望他们能够为中国做些事。假如不是看到几十年来青年学者每况愈下，因为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不能良好成长，我就不会讲这个事。我愿意替他们说几句话。
人物周刊：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造诣，而且您经常回国，对国内的情况也很了解，可为什么您会用这么直接、不中国的方式来讲话？
丘成桐：我批评过北大，过了很多时候，他们还是不改变，实在是让很多年轻人受了打击，受了苦。至于XX，我警告过他。我亲手写信，写至少十次信给他劝他不要这么做。我亲眼看到很多青年学者受到他的打击，我用什么方法来表示？没有用，你让我怎么办？我写信给他，这是五年前、七年前的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是我亲自教导的学生，他的成长、成名都是我一手带起来的。
人物周刊：那您不该为他的现在负责？
丘成桐：当年我不该这么提拔他，看到他现在做得这么糟糕，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所以我警告他，我亲自警告过他很多次了。但他还是一意孤行。
媒体没有资格来批评学者的成就
人物周刊：在中国数学家里面最有名的是华罗庚和陈景润，尤其是陈景润，人们都觉得他只会数学。您的业余生活呢？最大乐趣是什么？
丘成桐：什么我都有兴趣，看书看史。三教九流的东西我都看。运动方面，我游泳。
人物周刊：如果您一直留在香港，会有这样的成就吗？
丘成桐：当然不可能。
人物周刊：为什么揭穿皇帝没穿衣服现实的人往往是香港学者、海外学者？
丘成桐：这不是香港学者或海外教授的问题，我们看到的事实，大陆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从真正的科学成就来讲话，在数学方面，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能不能找出真正有成就的学问？我找不出。所以中国的科技要进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在美国科学院一个很重要的委员会里，讨论要在亚洲找海外院士，尤其要在中国找，花了五年工夫，只找到一个。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整个委员会，包括很多美国海外院士的意见。你要问我为什么？我想是中国的学术水平实在比不上人家，可是你坚持要说能比得上，那我实在没办法。
人物周刊：前几年中国搞大学合并，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您怎么看？
丘成桐：只重量而不重质，无论合并大学也好，招收研究生数也好，产生的论文数量也好，绝对不是培植第一流学问、学者的方法。这种机制没有，中国学问永远做不出去。
人物周刊：如果您没有攻克卡拉比猜想，您觉得您现在有底气说这些话吗？
丘成桐：我当然有这个资格。除了卡拉比猜想，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也都是第一流的。国内认为陈景润是世界上一个伟大的学者，事实上他不是，我们很看得起陈景润，可是你讲他伟大，绝对不是伟大，是媒体报道成功的。
人物周刊：您认为媒体和学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丘成桐：媒体没有资格来批评学者的成就，坦白说就是这样。因为它不懂。一个好的学者会很慎重，我有的学问做得好，有的学问做得不好，我不用人家来批评我，我也不用人家来吹捧我。我不在乎(我自己知道)。
譬如陈景润，造成整个数学界学数学的时候，以为陈景润的歌德巴赫猜想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问题，事实上不是，在美国没有人在乎歌德巴赫猜想，你问做数论的人。是媒体误导成功的。所以我坦白讲，媒体没有资格来评论一个大学问家的成就。我们同行晓得谁有资格来批评，有些教授有资格批评我，我也很虚心，我认为对的我都接受，我一个很好的学生、懂我的学问的来批评我，我也愿意接受。他不懂得我的学问来批评我，我不接受。美国的媒体就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