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正非眼中，华为是“三高”企业：高效率、高压力、高工资。他坚信，高工资是第一推动力，重赏之下才有勇夫。其实，华为给员工的不仅有高工资，还有股权和其它待遇。
应届毕业生报到时的路费和行李托运费等可以享受实报实销：从学校所在地到深圳的单程火车硬卧车票、市内交通费（不超过100元）、行李托运费（不超过200元）、体检费（不超过150元）。上述费用所有票据在报到后的新员工培训期间统一收取、报销，并在报到的当月随工资发放。
新员工正式上岗前的内部培训期间，工资、福利照发不误。新员工的工资开支，长年设置的负责培训的一批员工、干部的费用开支，各种培训费用支出、培训场所的建设、维护等等都是大笔开支。把一名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培养成可以在市场、研发上独当一面的成熟员工，华为投入了大量资金。
如果你持有内部股票，你还可以很容易地套现，拿走一大笔现金。1997年底，开发部副经理张××得到了8万股（每股1元）配股。当年华为是在10月1日开始配股的，凡是10月1日以后去的算是新员工，必须到第二年的10月1日才能分配内部股。而比他早去1个月，在9月进入华为的员工则参与了配股。他在华为工作了4年，就因为晚报到了几天，就比其他同事少收入了近30万。虽然这是公司的规定，但仍让不少事先不清楚的员工倍感遗憾。该员工2002年1月辞职的时候，华为的配股已经变成期权了，当时他的配股是按照一股2.6元人民币套现的。张××当初从原来的国营单位辞职，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刁难。他在原单位的工资是800元，先被扣了当年的奖金，又被索赔1万元。他找了很多领导求情，送礼又花费了几千块，才办好了辞职手续。而当他从华为辞职的时候，根本不用自己去跑，公司专门有一名人员给他办理完了所有的辞职手续。当他接过那一大笔沉甸甸的现金，才突然发觉这一次辞职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华为真地很够意思。”这名员工说，“看来有的资本家还是很好的嘛！”。另一位辞职的华为人说：“华为对技术开发人员的确很够意思，像我1995年刚进公司的时候，他们就开出了6500元的月薪，后来慢慢长到了一万二，加上其它的补助，拿到手上的数字还要高一些。”这位工程师在办好一切辞职手续后，意外地发现自己还拿到了一大笔年终分红，吃惊与意外之余说：“我几乎都有点后悔离开华为了。”
华为在市场费用上“敢于花钱”是出了名的。华为员工的收入一流，费用开支同样也是一流的：所谓“出差要住星级酒店，参展要在国际展厅，捐款要有轰动效应，市场要抢最大份额”。公司曾经提出：“不敢花钱的干部不是好干部，花不了的要扣工资”，“省钱的不是好干部”等等理念，鼓励员工在该花钱的时候一定要舍得花钱，对重点客户的投入不惜血本。1996年，华为在开发上投入了1亿多元人民币资金，年终结算后发现，开发部节约下来几千万。任正非知道后说了一句话：“不许留下，全部用完！”开发部最后只得将开发设备全部更新了一遍，换成了最好的。
“把客户震撼，把合同给我”
任正非在《迎接挑战，苦练内功，迎接春天的到来》（华为的冬天之二）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这次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在上海要建一个房子，市场部是少数派，据理力争，最后把我们多数派说服了，修了一个美国AMBOY公司设计的上海研究所的基地，当然也包括市场部的办公机构和展厅。这里面有一条走廊，有22米宽，35米高，650米长，我看里面可以起降五台直升飞机了，可以在房子里面进行飞行表演了。市场部说五年以后要把客户吓一跳，把他们震撼住，把合同给我们。”
关于华为的工资、著名台企富士康的工资以及人力资源政策等等：
华为的狼文化以及人力资源政策、以及该政策与广东台资工厂“严格控制人力成本”的对比：
令人仰慕的国内企业!其做法给我诸多启发，尤其是其奉行的‘狼群文化’。
1、提到‘狼文化’，不得不提到同在深圳的中兴通讯的‘牛文化’。据我所知，当年中兴通讯已经与国外客户签订协议，客户要到中兴通讯来看一看设备，到机场的时候，华为的市场人员先冒充中兴的接待人员，将车径直开到了华为厂区。中兴的接待人员还懒洋洋的在那看报纸呢。客户当然买了华为的设备。这件事让中兴的候老板大为光火。
2、另外，在华为，销售人员与技术人员是轮岗的，搞几年技术开发后必然会把你放到市场第一线，从市场上撤回来的人又回去搞R&D.3。提到华为厂区(在深圳阪田)，不得不提到与其仅一路之隔的台湾鸿海在深圳的工厂富士康集团。郭台铭将整个龙华工业园变成保税区，将海关与监察武警请到了工厂门口，通关速度大大加快。就是凭借‘交货迅捷’这一条，就从台湾广达集团昆山工厂抢了不少戴尔的notebook的订单过来。事实上，郭台铭在被人称为‘台湾电子新贵’，好像还挂了个‘首富’的头衔。
3、为人所诟病的是富士康的人力资源政策，事实上这是台资企业的通病。资方这一边是叫作‘严格控制成本’，劳方这一边表现为比较低或者非常低、超低的工资水平。这一点其实在人力资源市场上可以表现出来，好的人才、优秀的人才都往有欧美背景的公司或国有银行里面挤，或者是往华为这样的公司里面挤。比较少听人说往台资企业跑的。
不同的文化导致不同的政策。台资企业的口碑不好，人人只不过是个’过客‘，学了东西就走，所以流动率特别高。华为将’人‘当成企业的一部分，人有归属感，待遇好，干事非常卖命。试举例；华为的当年的工资、奖金该给就给，一分不少，富士康上年的奖金分三次在本年农历春节、端午、中秋发放。春节后开工，郭台铭喜欢4万员工齐聚运动场搞‘摸奖’积聚人气、鼓舞士气，从数万人中抽奖抽出‘万元奖’，2004年甚至派出了鸿海在台湾的股票作为奖品。结果富士康厂区焰火纷飞，人声鼎沸，一路之隔的华为厂区运动场一片寂静、只有研发大楼的灯亮着，非常冷清。但是，我只听说员工往华为跑的，还没听说从华为往富士康跑的。
其实在台资企业来说，郭老板的鸿海和施老板旗下的Acer的文化都算是好的了，一些小台资厂、到大陆来创业的台湾人的公司，表现为对产业工人赤裸裸的剥削和压榨。君不知，在东莞建新工厂oem续上文。在建新的东莞工厂生产出来的DVD光驱，每个分摊上去的人工成本不到0.19元人民币。本论坛里面某些网友对我发表关于所谓剥削以及对台湾的企业人不友好的言论相当反感，本人来此论坛的目的也不在于争斗，这些点到为止。我们谈企业以及企业文化、谈竞争力。
虽然台、韩资、以及部分内资企业在’人‘这方面的考虑主要是从’成本控制‘这方面的角度出发的，但是台资厂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在电子业攻城略地，成绩斐然，好多厂代工做的久了，自然会考虑推出自己的品牌，BenQ的李老板和Acer的施老板就在欧洲比较风光啊，敢与日本人、韩国人一争高下。
为什么现在从’成本控制‘‘控制人的成本’这个角度出发的思路还能够取得成功呢，论及此时我们不得不考虑宏观大环境了，51job的老板就说；现在中国是人找工作，不是工作找人，所以他把跨国大公司的副总裁职位都辞了，跑到中国来创业，从人力资源这一块开始做起搞网站。在东莞的产业工人，我们不谈养老、医疗、工商保险，先谈底薪也就300元至500元，工厂管理层稍高一些些政府劳动监察部门属于‘既得利益者’，懒得管。反正你不做总有人做。(关于东莞、关于珠三角的‘来料加工’‘进料加工’体系、关于珠三角的地下钱庄体系，以及这些体系的直接受益者投资方、珠江西岸户籍为本地籍的原住民、本地政府这三方，以后有机会再写。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南迁的外省籍人员有受益的话，那只不过是’就业问题‘。公司高级管理层受益最大，越往下越惨。跑题太远了，以后有机会再写)
华为在’人‘这方面从’激励人‘的角度出发，也取得了非常巨大成功，能到美国去干Cisco。这点废话少说了。
截然相反的两个角度，在当前的中国都能取得成功，这说明什么呢，这能够给我们什么启示。
以上四段是从‘企业’的角度出发的。其实我们还应该从我们个人角度来出发。我迷迷糊糊打工这些年，居然得出如下结论，连自己都感到惊奇；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的结论1。要么你能够混到最好是世界大企/国内名企的C*O，总之是那个相当高层的位置，并且能够hold for quite a long time；这需要勤奋进取，日日操心，2、要么你自己开创一门事业，并在你的努力之下逐渐发展壮大，有share那是最好的事情，并且为你的事业日日操心，3、做不到上述两点或无条件做到上述两点，则贽伏于某地，或读书，或猛干工作，积累经验、人脉、资本，等等，时机成熟时破茧而出要么选一要么选二，其实大企名企C*O也就那么几个有限的位置，一群人争破了头，选2是明智选择啊，尤其是年轻人，输得起，为什么不选2呢。
4、如果上述1、2都不行，则最后值得推荐得一条是为国家打工，尤其是有油水的国家部门。譬如国有银行、金融单位、较长时间内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事业单位，譬如公务员，譬如专门负责给香港供水的东江水库，譬如番禺区的国土资源管理局，等等。现在的农村青年，为争取服务军队的名额也是挤破了头，从军比在珠三角工厂打工要强百倍。所以我从不怀疑国家搞得定台湾这件事，有这样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军队，大把的人等着机会立功然后升官发财，尤其是农村背景的军人。
5、无资本无条件者，开个小店好了，自己做主，感觉其实也不一样。(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