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年周扬竟然收到了周实来的一封信，大意是这样的：家里一切都好勿念，有空就给家里打个电话或写写信吧。周扬看完信一言不发地把信用打火机给点燃了。家里的情况周扬其实很清楚，周实的信让周扬感到厌烦。爷爷生病住院了，做儿子的自然要担大头，周实年龄越来越大，零活不太好找了，上次去一个工地跳砖还把脚趾头给砸断了，这些周扬都是通过周实他姐知道的，每次一打电话她们就在抱怨你也不问一问，都是我们出的钱，物价又涨了，现在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每当这时周扬就很气愤，他是气愤周实为什么不对他实话实说。这个有隐瞒的必要吗？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他妈又不是小孩？！
周扬烧信的时候张雨刚好从门外进来。她抽抽鼻子说，什么东西烧着了？你怎么把信给烧了？周扬没有回答诧异的张雨。火苗慢慢的小下去，信纸一寸寸地弯曲、收缩、变形，最后化成灰烬落在地板上。房间里弥漫开燃烧的气息。
张雨把头发捋到耳后，露出狐狸般的眼睛。她本身就是一尾矫捷的狐狸，身段娇小，漂亮灵动。同屋的女伴问她：“张雨、张雨，你要去那儿？”
张雨眨眨妩媚的狐眼，说：“我去看电视。”
女伴说：“不对，不对，你去看周扬吧。”
张雨说：“瞎说。”回头对着镜子把最后一个发卡卡好。“你要再说我就不理你了。”
卡好发卡的张雨仪态大方地向周扬房间走去，她的脚蹼很高，脚面很柔软，走起路来像狐狸一样轻盈。张雨说：“周扬，周扬，明天出去帮我带点东西。”
周扬说：“就你多事。”
张雨说：“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你是我老乡呢？”
周扬知道她是故意的，周扬就说：“好吧，好吧。”
于是张雨就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纸条，上面写满了要买的各种东西：可怜可俐、飘柔、北京果脯……上面甚至具体表明了要买的地方。周扬不得不暗暗佩服女孩子的精细，周扬说：“这么多啊！”
张雨脸上就闪显出狡颉的笑容：“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有报酬的。”张雨故意把最后两个字咬得很重。
张雨走后屋子里的男人们就放肆起来，他们说：周扬你小子有种啊。唉，好比都让狗日了！周扬你他妈要请客啊。有报酬有什么报酬啊？
周扬说：“去你妈的！”第二天周扬的活果然就很少。周扬买完东西一看表，时间还早，就去了邮局，犹豫了一下，他想等父亲开口，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给周实汇了两千块钱。
张雨是厂里过完年新来的会计，洪湖人，周扬的老乡。张雨刚来厂里不久，男人们都开始交头接耳：我日，新来个会计，真他妈漂亮，哎，周扬，她不是你老乡吗？！老乡老乡，背后一枪。周扬说，关我屁事。说这话的时候他将被子叠好，整理他的头发。自从何林叫他陪酒后，他就从地下室搬到厂里的集体宿舍，这样何林叫着方便。男人们继续说，周扬你再不下手就让何林给操了。周扬说，那是她自己的事，她如果自己愿意谁都阻止不了。
张雨却让这件事变成了周扬的事，她说，周扬，这次你得帮你的老乡。
周扬说，什么事？
张雨说，老板找了我，我不同意，我说我们在谈朋友。
张雨到工厂没几天就注意到周扬，他是那样地与众不同：他不爱说话，脸上似乎永远保持着一种沉默的神态。他沉默地穿行在工厂长长的走廊里，沉默地和人打招呼，沉默地行进在他自己的空间里。沉默得让人厚重。刘丽惊讶地发现他竟然还叠被子！天！还有人叠被子！这一切都让张雨新鲜。新鲜的张雨就对她的老乡生出好感来。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异的事啊，然而这就是事实，感情其实就是一种发现。老实说周扬长得并不坏，他的个儿很高，脸上的线条很坚硬。经常有女孩子躲在门后偷偷地看他然后相互发出不可言传的笑声。
周扬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他也有事情刚好要找何林，他不想再喝酒了。何林眯起眼来看对面的周扬，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那是在八里庄。由于外来人员的增多，八里庄一带已经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劳工市场。周扬认真地看各式各样的招工广告，报纸上的，贴电线杆上的还有挂店铺门口的。周扬失望地发现没有一项工作是适合他的，这些活都是一致的简单粗糙象打扫卫生送水送电器一类要么就是保安，而他，讨厌保安。这时他碰到了何林。衣着普通的何林站在人群中观察周扬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他眼里这个陌生的而又急着找工作的外地人正是他想要的。他们年轻、情绪激动、有冲劲，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总之让人一看就喜欢。于是何林主动走上前跟周扬搭话：找工作？
周扬回过头来看何林，他发现自己并不认识他但他说，是。
看到周扬眼睛的第一眼印证了何林最初的判断：这是一个迫切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年轻人。他说，想不想跟我干？
周扬反问，为什么？
别紧张，何林敏锐地捕捉到了周扬的犹豫和不信任，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弹出一根递给周扬：我不是人贩子，是我也不会贩男人。说完这话何林笑了笑，两个人间窘迫的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我要一个业务员，送货，包吃包住一个月七百。
作为老板何林给了周扬极好的印象，他甚至表现出了和他身份不符的热情，这让周扬感到很惊讶。三天后周扬又像几个月前他刚到北京那样背着他全部的家当来到了何林的牙齿工厂。何林的工厂坐落在离三环不远的一片居民区里，城市的扩展早把这片原属市郊的地方变成了一番车龙水马的景象，美中不足的是这里的居民楼还是六七十年代旧房改造留下来的。何林的工厂就隐藏在这群楼的某一栋里，他租用了整整一层。工厂在五楼，到工厂要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然后还要爬上窄窄的五层楼梯。楼里的原住户早搬出去了，各个房间的门都紧紧的闭着，上面贴着字条：本房出租，只有走廊尽头的厕所门大开着，年久失修，臭气冲天。周扬沿着楼梯拾级而上，扶手早已锈迹斑斑，每踏一步就能从地面上激起厚厚的一层尘土。走到四楼的时候几滴水滴下来准确地贯穿了周扬的脸，周扬抬起头，几件刚晾上的胸衣正在迎风飘扬，周围密密麻挂满了女人的衣物，这些平时难得一见的东西此时就无比鲜明地出现在周扬的面前，周扬忽然就有一种想笑的感觉。
何林说，你想好了？学做牙齿要从学徒工开始，这样你的工资就又只有八百了。
周扬说，想好了。
何林了解对面这个人，他一旦做出决定就很难改变。他说，好吧。
出门时，周扬突然回头说，对了，我和张雨在谈朋友。
何林的眼皮跳了一下，周扬的话让他很恼火，他想说点什么，周扬却没有等他，走掉了。
周扬的工资重新变回八百块，张小庆也领到了他换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3千八百块。这个数字让他有些小小的不满，这和他想的不一样，在上一家公司，虽然工资只有3500，但拿到手能有3400，在这里，虽然是试用期4500，也不至于只有3800吧。他去问了公司新来的人力兼财务夏陶，夏陶说就是这么多啊，你的上一家公司没有给你交保险呢。拿到工资条，张小庆不由恶狠狠的诅咒了这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用上的保险和税率们。
刘宏感觉到了张小庆的情绪，他说，王总给你多少工资？
张小庆说，5000，试用期4500。
刘宏说，扣完税后是有些少，你和王总再说说去。
张小庆却不想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想去找领导，想着的是只要工作努力，领导一定会发现自己的优点，涨工资自然也是这样，自己是不提的，那样就变成自己要求了，而不是领导肯定的。所以尽管心里有些不高兴，但是他会忍耐。
张小庆开始他的第三个项目，这是个军方项目，是张总通过关系找到的，这个项目寄托了张总的希望。对方是某部信息中心的主任，项目是校园的管理系统，最开始定制两套，如果可以的话，主任承诺会在部里几千所学校推广，如果一套1万块的话，利润会非常可观，当然，当前的两套是需要低价交付的，一套1万块。王总和张总对这个项目都非常看重，那段时间，他们基本上天天往信息中心跑，王总说，加油啊，同志们，搞好了我们后半辈子就不用干活了。金鹏却对他们的行为嗤之以鼻：就是瞎搞，想想一个信息中心主任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即使有这么大的馅饼掉下来就刚好砸在科技动力头上？！
张小庆问付江，说，你怎么想？
付江笑一笑，舔一口手中的雪糕，说，呵呵，那是领导的事情，我们就是干活的。
张小庆问刘宏，说，你怎么想？
刘宏说，还能怎么想，干活。
张小庆见过那个主任，尽管自己也当过兵，但是却太不喜欢他，说话太满。他想，真正的好东西，带给人的似乎并非狂喜，但持久。 所有让人突生狂喜的， 都让人会想这能否持久。他想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王总，但是想了想，又放弃了，王总属于那种很有激情的人，现在正处在激情当中，张总已经对金鹏表达了不满，自己只是一个程序员，何必呢。这么想着，就又开始敲着手中的代码。王总订的鸿毛饺子送到了，王总招呼大家吃饭，项目的交付压力很大，主任要求一个月后上线，于是，张小庆他们开始加班，每天晚上干到12点，第二天早上8点继续，张总家远，要回家，金鹏丢下一句瞎搞也回了家，剩下王总陪着他们，王总在房间里看ppt，王总说，只要有一点点希望我们也要抓住，加油。张小庆是不想加班的，他怕自己的身体扛不住，但是，他想了想，就一个月，也许没有问题，心里有了侥幸，就什么都不说。
说的是开发，其实上最大一部分时间耗在测试上，建好表，自动生成代码，再改点逻辑，一个模块就完成了，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测试，点点没有问题还需要测试和其他模块的交互。这个工作让张小庆很烦恼，自己测试自己开发的东西，这很奇怪，公司没有测试人员，于是，他和付江交换着测试对方代码。
项目交付的时候公司给每个人发了1000块钱作为加班费。早上洗脸的时候，张小庆突然发现脸盆里有红色的东西滴下来，他的心顿时缩紧了，心想，糟糕，连忙去照镜子，果然，出鼻血了。给刘宏打电话请了假，去医院的路上，张小庆的心一点一点的紧张起来，这些年来，他最恐惧的事情就是去医院，最大的噩梦就是重新住院。他想起张海宁来了，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知道吗，我得活着，我还没谈女朋友呢。那段时间，他就两件事情，一是给一个年轻的女孩写信，二是趴在骨髓移植室的窗户上看，那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他经常和小伙子的父亲说话，那个父亲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个子不高，背略微有些驼，不爱说话，每天早晨，他沉默的提着尿壶从儿子的移植室出来，沉默的走到走廊的尽头，倒尿，然后再沉默的返回他儿子的病房，一坐，就是一天，偶尔，也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楼层的楼梯上，弯着腰，把整个身子都埋到两腿中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从张海宁那里，张小庆知道，他很早就和老婆离了婚，好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拉大，却不想得了白血病，为了治病，他借遍了亲戚，最后都没有人愿意理他，最后，他把房子卖了，带着儿子，两个人，从广东到北京来，做骨髓移植。一切似乎很顺利，孩子的情况很好，甚至，他们搬出了层流间，搬进了普通单间病房，解放军报也有记者过来进行了采访，但是搬出来的第三天晚上，情况却急转直下，植入的细胞全部死亡了，检测不到白细胞，于是，迅速的转进层流间，却没抢救过来。整个抢救的过程中，那个父亲一直站在门口紧张的看，最后，医生摇摇头，他却突然笑起来，那是人们见他第一次笑，一个人踉踉跄跄的朝科室外边跑，所有的人都叫不住，所有的人都拉不住，他只是那么笑着，踉跄的往外走，不再看他的儿子，不再管他的儿子了。几天后，他变成了一个干缩的老头，来领儿子的尸体，也正是在那天，新的军报送过来，整整一版报道医院第一例移植成功的新闻，上面，他的儿子戴着口罩，却笑容灿烂。
张海宁几乎是立刻要求出院。医生和护士轮流做他的工作，说他的条件非常好，他和他弟弟的骨髓配型完全符合，不能这样放弃，否则就是等死。两个星期后，他终于又开口说话了：知道吗，我得活着，我还没谈女朋友呢。他见到谁都是这一句话。他能有骨髓移植非常不容易，家在甘肃农村，没有钱，只能依靠部队。为了让部队出钱，他想尽了办法，团长躲着他，他就冒充总部参谋给团里打电话指明要团长接；团里不给钱，他就说要带着两把菜刀去天安门。终于部队拿出了20万，他几乎是凭着一己之力争取到这个机会。
想到张海宁，张小庆的心情有些平静下来，医院到了，周扬就在附近，看完医生见见周扬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