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晚上搬货时从常阿姨美容馆的梯子上摔下来了，右腿关节粉碎性骨折。那梯子张小庆见过，为了放东西，常阿姨在库房里隔出两层，中间架了个木质的梯子，没有扶手。
没有看到常阿姨，妈妈躺在病床上，整个右腿肿起老高，上面敷满了冰袋，一个店里的小姑娘坐在旁边，看到张小庆来，她站起来，松一口气，说你可来了常姐还要上班就先走了。小姑娘接着说，我也要回店里了，你先看着你妈妈，常姐请了陪护晚上会过来。
之前在路上张小庆多少是愤怒的，他埋怨妈妈不该为了一点钱来北京打工，但在看到妈妈肿胀的右腿之后，一切情绪都云消雾散了，他把凳子从床脚搬到床边，靠近妈妈坐下，轻轻的问，疼吗？
妈妈说，刚摔下来的时候很疼，现在已经不疼了。
主治医生是个和蔼的中年人，张小庆问他，能治好吗？
医生说，不能。
医生打了一个比方，说关节粉碎性骨折就像一只碗掉在地上打碎了，我们只能尽量修补，但是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是不可能的，妈妈的骨折非常严重，到处都是骨头的碎片，以后能够恢复到靠拐杖走路已经是最好的结果，并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修补的关节会重新变得糟糕并逐渐失去功能。
医生的话让张小庆心情非常低落，末了，医生问，你妈妈有医保吗？张小庆说，没有。不仅没有医保，因为是过来帮忙的缘故，劳动合同都没有。医生叹口气，说，我知道了。
晚上的时候，常阿姨过来了，她买了很多的水果，说，姐姐，感觉好点了没有？
妈妈说，妹妹，好多了。
常阿姨再三叮嘱张小庆说，先不要告诉家里人，别让他们担心。
手术定在三天后，张小庆给公司请了假，王总、张总和金鹏都过来看了妈妈，临走的时候，他们给张小庆塞了一千块钱，说这是公司的补助，让张小庆在这里好好照顾妈妈，请假的这些天公司也不会扣工资。王晓丽一下班就坐公交车过来和张小庆一起陪着妈妈，手术那天她也请了假。手术的日子定了，但是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张小庆却和常阿姨发生了矛盾，医生告诉张小庆手术中植入的关节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国产的，1万块钱左右，一种是进口的，3万块钱左右，两者相差了2万块钱。
医生说，我知道你们没有医保，在这边打工不容易，但从我个人的角度，还是建议你们使用进口的关节，第一是它的使用年限要比国产的长很多，第二是不必再动一次手术将它取出来，你妈妈年纪大了，最好避免第二次手术。
张小庆相信医生的话，他认为应该用进口关节，但在使用国产关节还是进口关节的问题上，常阿姨却没有直接表态，她和张小庆先说起了自己，说现在钱并不好挣，丈夫一直没有正经工作，今天到那里打工明天到这里打工，却都干不长，儿子在上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家里完全靠自己的一点工资，好不容易和别人一起开了一家美容馆，房子还贷着款，生意却并不好。说到这里，常阿姨的眼圈红了，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真想和你常叔离婚，但一想到儿子就又下不了决心。张小庆不是傻子，他立刻明白了常阿姨的意思，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疗费都是她付的，她不想多花钱。
常阿姨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不能过分崇拜洋货。
常阿姨说，其实你妈妈这次摔这么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她自己缺钙。
病房走廊上有一盏灯坏了，一会亮一会灭，常阿姨的脸就在那里忽明忽暗，让张小庆看不清楚，这是那个自己熟悉的常阿姨吗？是那个和妈妈以姐妹相称的常阿姨吗？
周扬知道这件事情了，他拖张丽带过500块钱来，给张小庆打了电话，他说，你妈妈是属于工伤，不仅医药费要你常阿姨全部出，她还要进行工伤赔偿，这点她是公务员应该很清楚。
张小庆说，可是并没有劳动合同。
周扬说，那就更是你常阿姨的错了，你去劳动部门，一告一个准。
张小庆说，可是我们和常阿姨的关系很好，这样就没办法维护关系了。
周扬说，操！你竟然现在还想着维护关系，你们现在对她来说就是包袱，想甩都来不及呢。
张小庆说，我就想她能帮我们用进口关节，其他费用我们都不要。
周扬不耐烦了，说，你废话真多，把你那个所谓常阿姨的电话给我，我给她打电话！
妈妈的意思和张小庆类似，毕竟以前常阿姨对我们不错，不想因为这件事情把关系搞坏了，她家里有困难也应该体谅。于是，张小庆去找公司预支了一个月工资，从王晓丽那里拿了1万块钱，一起凑了2万多块钱，其实张小庆还是抱有希望的，他想常阿姨也应该能够体谅到自己的难处，他向常阿姨表达了想用进口关节的意愿，常阿姨也没有直接拒绝，但手术前一天和当天常阿姨都没有出现，替她来的是她的丈夫常叔，于是张小庆知道一切都不可能了，他去住院部交了钱，满心难过，周扬说的很对，自己现在对常阿姨来说就是包袱。
手术完成后的第7天，张小庆的爸爸和大舅从家里来了，他们背了一块门板过来，把妈妈从海淀医院抬到北京西站，然后再抬上火车回家，临走时常阿姨给了1千块钱说是一个月的工资补助。从火车站送完妈妈回来，走在西站宽大的广场里，太阳明晃晃的照着人眼睛疼，张小庆突然就一屁股坐在广场上，嚎啕大哭起来，他是那么的旁若无人，压抑已久的眼泪顺着脸颊直往下淌，周围的人都用一种诧异的眼光看着这个不知所措的年轻人，他就那么坐在那里哭了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泣不成声，直到一个警察走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妈妈回家后，张小庆情绪低落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好像看明白了一些事情。另外，尽管他和王晓丽都不说，但他们都知道在明年攒齐10万块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在向王晓丽借钱这件事上，张小庆是抱有感激之情的，所以他对不能实现王晓丽的愿望感到更加难过。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滑向年底，买房的希望也似乎在一天天渺茫，最初他是抱有希望的，一方面是期望政府能够控制房价，另一方面则是憧憬着公司新产品能够大卖，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都让他失望。政府在西三旗面粉厂建设了限价房，尽管自己不是北京户口并没有资格购买限价房，但价格的限定应该对周边的商品房产生影响，事实是产生了影响，只不过这个影响进一步推动了房价，在周围的新房都是六千左右，二手房都是五千左右时，这个限价房的价格却是七千，于是，在政府宣布这个价格的第二天，周围所有的房价都涨了。工作方面，所有人都知道，新产品在六个月内注定是完不成了，张小庆他们已经很努力了，金鹏、孙伟和他自己几乎每个星期六都在公司加班，困难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开发完成的功能似乎总是离实际的需求差那么一点点，反复修改，影响了新功能的开发；另一方面是金鹏新招了一个测试，bug被源源不断的发现出来，一个功能是在列表页面弹出编辑框，在列表达到20条数据页面需要滚动时，编辑框没有跟着滚动，造成最后几条数据用户看不见编辑框而不知所措，他们都没有发现这个bug，但新来的测试几乎是立刻发现。新产品发布日期的推后影响了公司的销售，张总已经谈好的好几个单子不得不面临取消的窘境，此时的张总，虽然有意见，但公司已经在新产品上投入了18个人月，没有人有勇气提出终止开发，另外，此时停止开发也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尽管如此，公司在第一年还是实现了小小的盈利，盈利来自于原先的老客户和遗留项目。
年底的一天，金鹏找了张小庆私下聊了聊天，金鹏对他一年的表现表示了肯定，认为他勤奋、好学、进步很快，公司很重视他。最后，很自然，说到工资，金鹏说，公司的情况你很清楚，新产品一直没有发布，公司压力很大，因为这块的开发只有投入没有产出，所以，工资这块我们调整的幅度不大，希望你能理解。
张小庆说，我理解。因为妈妈住院这件事，张小庆对公司是非常感激的，他觉得公司有难处，自己作为公司的一份子是应该主动分担的。
和张小庆聊完天，金鹏将他的工资从5500涨到了6000，另外考虑到避税，他告诉张小庆说让他再拿一张身份证来，这样每张身份证发3000块钱，拿到手里的能够多一些。孙伟同样涨了工资，从6000涨到6500。
政府对限制房价的暧昧态度，公司新产品的进度延迟，一方面是房价继续上涨，另一方面是工资增长缓慢，张小庆最初的两个期望都遇到了麻烦，但是他再次坚强的找到了希望：易宪容教授说了，奥运开始前主办城市的房价都会上涨，但是奥运过后都会大跌。张小庆相信教授，他对王晓丽说，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世界上很多举办过奥运的城市都是这样。
王晓丽哼了一声，说，可是这里是中国。
还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将目光放长远一些，到昌平去买房。对这个想法，王晓丽表示了认可，她们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就住在昌平，每天开车从八达岭高速过来，没有车，919也方便，唯一担心的是堵车，但是和房子比，堵车似乎又只是一个小问题。
和张小庆比，王晓丽年前的几个月也过得不痛快，原因自然还是出在她的经理身上。到了冬天，装修的顾客减少，设计师们开始严重依赖经理的派单，设计师们分为三个级别：普通、资深和首席，公司根据设计师每个季度的产值来决定级别，级别越高底薪越高越容易推销给顾客，这次，王晓丽还差一个单就可以完成资深设计师的产值，但是经理就是不派单给她，于是，在年前的最后一天，王晓丽降级了，这是她进公司来第一次成为普通设计师。吃饭的时候，王晓丽开始生闷气，说，那个没人要的老女人。
张小庆说，我们还是给经理送些东西吧。
王晓丽没好气的说，没送过，不送。
张小庆说，过完年来，你就说是家乡特产，她是不会拒绝的。
王晓丽说，要送你送。
话虽这么说，但两个人都知道是应该给领导送些东西了，在送什么东西的问题上，两个人说来说去，最后都觉得送钱还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两个人又都没有送过，于是如何送两个人又说了半天，最后，他们决定送购物卡。张小庆感叹，购物卡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
张小庆的06年就这样过去了，他将自己的QQ签名从“加油，买房！”改为了“奋斗，希望！”。06年的最后一天，他和孙伟、杨晓、付江一起观看了萨达姆被绞死的视频。他多少觉得有些残忍，这个在上大学时被自己捧为反美英雄的人，就这么屈辱的死了，当然，他该死，只是这个死法有些残忍。
孙伟推一推眼睛，说，自作自受，他在位时杀了多少人。
付江笑了一下，说，呵呵，不该得罪美国。
杨晓冷笑了一声，说，英雄死于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