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基本理论
会计理论研究的百年回顾：会计计量视角(1)
会计的核心是计量，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基于价值和现值理念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正方兴未艾。本文以会计计量理论的变迁为线索，评述会计理论的百年历史及其与经济理论的渊源关系。
早期的规范会计理论中，归纳学派通过归纳现存实务形成会计理论，他们注重公认会计原则的研究，坚持历史成本原则；演绎学派则从少数概念出发构建会计理论框架，但其理论框架终因计量方法的落后而无法实施，最终选择历史成本。有效市场理论及早期的实证会计理论的信息观思想的流行也导致了FASB的前6辑SFAC（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经济学等诸学科倡导的现值计量属性背道而驰。但随着环境的变化，这种会计收益和成本信息因不及时和不能完整反映企业价值而日益遭受各界批评。总的来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会计环境相对稳定，这时，历史成本会计可勉强为之；此后，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这一切使企业经营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素。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就必须面向未来、面向市场做出适合于现在的正确的经济决策。而本质上是与工业经济相适应、以反映经管责任为目标的历史成本会计已难当此任；但另一方面，现值概念本质上就是面向现在、未来、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与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相适应、以决策有用为会计目标的现值会计将提供与新环境下的经济决策最相关的会计信息。
90年代兴起的、以资本市场不那么有效为前提的计量观发现，会计数据在股票计价和企业定价中有明确和重要的作用，会计人员应尽可能多和可靠地按市场价值计量企业某时点的净资产账面价值并记录无形资产，以减少投资者从其他信息来源估计企业价值的需要。在规范会计研究方面，通过对价值计量的现值技术的每个细节及计量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持久深入的研究，人们发现，纯粹的现值会计模式难以存在，而现行成本、现行市价和短期的可变现净值可以是现值的良好替代，因此首选它们。这些可替代现值的计量属性及现值本身就统称为“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一个复合计量属性，它包括符合公允价值定义的历史成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短期的可变现净值和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目的的现值。显然，它不是与历史成本相对立的概念。
实践和理论都表明，传统财务报表内外的几乎所有交易、事项和情况都有必要和可能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市场经济越发展，公允价值会计越重要。
（孙继彬整理自《财会通讯》2003年第9期，作者：谢诗芬，戴子礼）
盈余管理计量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应用研究
盈余管理是实证会计研究的重要领域。对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有助于完善监管政策和会计准则，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但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
现有的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主要有三种类型，包括应计利润分离法、具体项目法和分布检测法。已有的研究又发展出众多模型，既有时间序列模型又有截面数据模型，针对中国目前的情况，本文认为不适合使用时间序列模型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盈余管理。针对美国市场的实证结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以及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比其他修正的时间序列模型更能有效的揭示出公司的盈余管理，且优于DeAngelo模型、Healy模型和行业模型。另外，基于工具变量法建立的KS模型在揭示盈余管理时比时间序列的Jones模型更能降低Ⅰ类错误和Ⅱ类错误。本文着眼于截面Jones模型以及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和KS模型，并根据中国上市公司通过关联方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等活动操纵线下项目的盈余管理时有发生的情况，发展几种调整方法，包括带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基本Jones模型，带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修正Jones模型，带长期投资基本Jones模型，带长期投资修正Jones模型，调整KS模型，以及带长期投资调整KS模型。
本文针对中国股票市场，使用上市公司2000年度财务报告数据，对截面Jones模型、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以截面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为基础的发展模型以及章永奎、刘峰使用的Jones模型揭示盈余管理的能力进行了检验。通过检验各模型估计出非正常性应计利润和上市公司配股冬季引起的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在调整出的众多截面模型中，分行业估计并且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基本Jones模型和调整KS模型最能有效地揭示出盈余管理；2、在基本Jones模型中加进长期投资或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并不能改进模型，并且修正的Jones模型并不比基本Jones模型更好；3、在估计正常应计利润时，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方法优于采用包含线下项目总应计利润作为因变量估计特征参数的方法，分行业估计行业特征参数的方法优于使用总体样本估计总体特征参数的方法；4、对章永奎、刘峰使用的模型以及直接使用线下项目作为非正常应计利润的检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及方法不能揭示出公司的盈余管理。
（孙继彬整理自《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3年第2期，作者：夏立军）
有效需求主体的缺失与会计信息失真
会计信息使用者是会计信息需求市场的主体,会计信息市场是否有效,关键取决于使用者的行为是否遵循了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则,是否真正成为市场环境下的能动主体。
一、政府作为最大的会计信息需求主体,在市场经济中的多重角色,制约了其成为真正的信息需求主体
首先，政府经济职能与行政权力兼容的交叉重迭性特征必然会产生政府经济行为的非市场依托性、政策法规的模糊性，会计信息失真不直接危害政府官员的利益，并且由于 “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效应普遍存在,政府官员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因虚假信息受益。
其次，政府只是国有企业所有权名誉上的代表,由于没有人格化的组织或个人来代为行使所有者职能,因此缺乏根本的利益机制和动力机制。尤其致命的是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的不可替换性,缺乏对经营者有效监督的利益机制和动力机制。因此,它不可能真正成为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者。
再次，财政部会计司、证监会作为会计信息市场的监管者,他们的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方针政策。其多重角色决定了他们也不可能切实追求真实的会计信息。
二、我国资本市场也没有形成对真实会计信息的需求主体
由于我国公司拥有股份50%以上的大股东便可以绝对地控制公司，董事会与股东大会的效果是完全等价的，从而大股东或控股股东已从外部信息需求者蜕化成为内部会计信息的生产者。
在资本市场上中小股东大多是投机者,他们对能导致股价剧烈波动的内幕消息的关注甚于对会计信息真实性的关注,这必然导致对会计信息内在需求的不足。
三、作为最大的债权人——银行也不是真正的信息需求主体
我国国有银行同样存在国有企业的通病,不可能真正依据会计信息来作出决策,而会计信息质量的低下更加剧了这种趋势。
四、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形成一种自觉拒绝虚假会计信息的机制
我国会计信息的审计需求主要是由政府创造的,而非市场的内在要求，因此,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是事务所能否取得市场份额的关键；我国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激励约束机制尚存在许多缺陷；注册会计师提供低质量的审计服务没有重大法律诉讼的风险,从理性角度出发,注册会计师更愿意提供低质量的审计信息；目前我国的会计信息市场并不需要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结束语
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更多体现“私法治理”精神,培育有效的会计信息市场需求主体,是有效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必然选择。
（钟骏华整理自《会计研究》2003年第8期，作者：蒋尧明，罗新华）
中国实证会计研究评述
本文比较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会计实证问题研究，并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批评性评价的基础上，对我国实证会计研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本文以会计行为主体及其扮演角色为依据，将实证会计研究划分为两条基本主线：会计信息的编报和会计信息的使用与评价，并分别从这两个角度进行相关文献的介绍和评述，内容涉及到：一是该领域内与我国资本市场相关的主要文献及其发现；二是相关文献存在的重大问题或潜在的改进之处；三是该领域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在从两条基本主线角度对其各自的具体领域进行回顾与评述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存在“短平快”、以学术为终身志向学者的缺乏、中国国情分析不足以及实证文章缺乏相应刊物发表等缺陷，而这些问题又是相互制约的：缺乏相应的发表刊物制约了实证文章“短平快”问题的解决；以学术为终身志向学者的缺乏进一步导致实证会计研究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研究。
中国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但也使得西方的理论和实证结果在中国不适用或必须根据中国国情进行修改才可以使用，做中国实证会计研究决不能把中国的资料往西方的模式上套，而是需要自己动手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特殊制度背景，摸索适合中国的理论。除了在现有的研究领域内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进行更为深入地挖掘之外，潜在的领域也是未来研究者所不能忽视的，比如关于会计数据更深入的统计分布检验及时间序列分析，会计舞弊的主要动机、手段及样本公司的特征，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准确程度与可靠性以及导致他们出现预测偏差的影响因素或动机等问题的研究。
尽管仍有不足，但总的看来，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已经取得了明显进步。实证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机制的认识，也为会计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孙继彬整理自《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3年第2期，作者：蔡祥，李志问，张为国）
会计准则与制度
全球并购活动持续放缓
全球并购活动减少在意料之中
依据全球投行业务分析公司Dealogic提供的数据，毕马威公司对全球并购活动进行的定期分析显示，2003年上半年全球并购活动继续放缓，同上年同期相比，并购活动的数量大幅减少，并购案涉及的总价值也有所下降。2003年上半年全球并购交易数量较上年同期的10943宗减少了33%，降至7324宗，交易涉及金额也从上年同期的5710亿美元减至4640亿美元，降幅为19%。
毕马威公司负责香港和中国内地地区企业财务业务的主管Gavin Geminder认为，考虑到伊拉克战争及非典型肺炎的影响，半年研究连续第六次显示全球并购活动减少，尚在意料之中。
金融中介机构在提高交易水平方面的角色在继续增强。以交易涉及价格计算，私人资本运营商介入的并购活动占了上半年全球并购活动的9%（以交易数量计为5%），而在2000年全球并购活动的高峰时期，私人资本运营商资助的交易仅占全球并购价值的2%。
过去的18个月中，失败并购案的数量占并购总数量的比例下降了29%。据Dealogic提供的数据，2001年全球共有857宗并购案以失败告终，而2003年上半年，全球仅有189宗并购案未能最终完成，而此期间共完成了7324宗并购交易。Geminder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日益谨慎，不愿宣布那些交易完成的可能性较小的并购案。
亚太地区并购活动放缓幅度高于全球水平
就亚太地区而言，2003年上半年并购交易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了49%，涉及金额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2%，两个指标的降幅均高于全球水平。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是，该地区爆发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推迟了当地许多并购活动的发生时间。
从跨国并购活动来看，日本是远东最大的并购目标地区，2003年上半年共有32宗跨国并购交易，价值66亿美元。其次是中国香港地区，共有38宗跨国并购，价值30亿美元。相比之下，2002下半年中，香港是37宗并购交易的目标地区，这些交易价值仅为8.03亿美元，交易价值的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新加坡发展银行集团斥资20亿美元收购道亨银行已发行股票的交易。
中国内地是亚太地区第三大跨国并购目标地区，此期间共发生了58笔交易，交易价值17亿美元。
（李日昱摘自《新财经》2003年9期，报告提供：KPMG Corporate Finance）
捍卫“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扼制恶性操纵会计信息行为
一、恶性操纵会计信息的典型类型及特征
恶性操纵会计数据所运用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会计准则没有发生明显的正面冲突,操纵者采用的作法是恶意曲解会计制度、打制度的擦边球或者牵强附会地理解会计制度。恶性操纵会计信息的典型类型有:1、恶意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的规定对不同时期的表内信息进行操纵调整,致使报表数据严重失去可靠性和可比性；2、通过隐性不公允的关联交易价格粉饰利润；3、对于会计准则或制度未做出会计处理规定的特殊业务采用显失公允的处理方法。
二、捍卫“实质重于形式”原则须完善制度和强化监管双管齐下
防范恶性操纵会计数据的有效措施是不断完善会计准则及具体业务的会计处理规定,减少操纵空间，但是会计准则不可能穷尽所有业务的会计处理。因此,完善监管策略,采取完善制度和强化监管双管齐下的做法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人假说和理性预期假说告诉我们,在会计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博弈中,监管者千万不要期望“实质重于形式”这一依赖于会计报告主体职业判断水平和对财务报告使用者高度忠诚的原则能够在会计核算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实施。
三、注册会计师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把握的表现和倾向
从2001年和2002年的年报审计情况看,注册会计师对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把握上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注册会计师敢于对违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利润操纵行为说“不”；二是有些注册会计师在捍卫“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时具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
四、建立两项制度确保“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贯彻实施
会计信息质量监管过程中应该在现有的会计信息质量事后检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以事前控制与事中控制相结合为导向的磋商制度、请示制度。
1、磋商制度。磋商制度指政府有关部门应通过规则和指南的方式要求财务报告提供者对于会计处理无直接参考依据的事项、形式与实质不一致的经济业务,在财务会计报告编制之前与注册会计师磋商,将失真的会计信息杜绝在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之前。
2、请示制度。请示制度指对于注册会计师与财务报告提供主体意见不一致、磋商未果的有争议的事项请示财政、证券监管等有关部门,得到有关部门答复后企业再根据答复做出会计处理。
磋商制度和请示制度能使失真的会计信息在财务会计报告对外披露之前得到纠正,与目前已有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制度相结合,能形成一套完整的会计信息质量监管体系。
（钟骏华整理自《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9期，作者：杨有红）
财务管理
外资并购上市公司行业分布统计和地域分布统计
外资并购上市公司行业分布原因分析及预测
在中国，有两个因素将对外资并购的行业选择产生最为关键的影响：一是市场潜力及行业发展阶段；二是对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在制造业具有全球领先的成本优势，同时这又都是中国对外商投资的鼓励类行业，因此，制造业将继续占据很高的比例。
我们对发生在制造业内的20家外资并购案例细加分析，发现这些行业内联动效应比较明显，其中，汽车和电子通讯行业的并购都各有4家，这两个行业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国内的人均消费和国外相比具有巨大差距，因此外资看到机会，但有些行业目前的国内竞争格局很混乱，不是外资并购的最佳时机，比如乳业。
在比如金融保险、电力煤气和水、批发零售等限制类投资行业的外资并购，更多则是政策在推动。中国银行业坏账水平不低，但其利润水平仍令国际金融资本垂涎三尺。新桥投资和花旗银行就是外资先行者。新修改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原来禁止外资投资的电信、燃气、热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网首次列为对外开放领域，其中，自来水业以其行业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水价上调的空间很大的特点而首当其冲。在水厂之后，燃气和电力行业的外资并购也将相继展开。
外资并购上市公司地域分布原因分析与预测
地域分布：整个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比重约为75%，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第一，上市公司大多集聚在上海、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由于上市公司运作相对成熟、财务和经营状况相对透明、资质较好，容易受到外资青睐；第二，外资并购选择国内目标企业的时候，对该企业的熟悉程度也相当重要，外资最初进入中国，大多集中在上海、广东，而对中西部企业则了解的信息较少；第三，经济发达城市毕竟在市场开放程度、政府管理效率、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的配套体系上要比中西部领先，并购这些地区的企业可以利用好这些积极因素。
但是，中西部地区拥有的广袤丰盛的自然资源，非沿海地区所能比拟。外资并购的动机如果主要是这些特殊资源，就会把眼光放在中西部。
（李日昱摘自《财经时报》2003年06月29日）
组织职能是否与组织形式相关？来自大银行和小银行的贷款行为证据
不完全合同理论认为在软信息处理方面小型组织比大型组织要更有优势，因为小企业的组织结构决定了其决策层与信息收集层更接近，这使得小企业能够收集和生产更多的软信息，而大企业则倾向于生产更多硬信息。由于向小企业提供贷款是典型地需要通过软信息来进行的，因此本文通过检验向小企业贷款的银行系统来考察这一理论。作者发现大银行和小银行相对而言更不愿意贷款给信息“困难”的企业，例如没有保存正式财务记录的企业。此外，从银企的内生关系来看，大银行与贷款客户的距离更遥远，关系更加非人格化，关系维持时间更短而且非独占性，且不能有效地缓和信贷约束。所有这些证据和小银行比大银行能够更有效地收集软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行动的结论是一致的。从政策建议的角度，作者的结论说明银行合并可能会对小企业而言有特别的意义，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外国大银行的进入有相当的益处，但是如果这些银行挤跨了当地小银行的话，这对于信息不对称的小企业融资将造成不利影响。作者的结论还说明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建立官僚性的大银行，以分支机构的方式向小企业提供信贷，这种方式可能和建立小银行相比，是相对无效果的。作者认为小企业借贷并非唯一依赖软信息的行业，其他关系型活动，例如投资银行、咨询，以及法律可能也会更多地利用软信息，甚至一些政府行为，例如法律实施也需要建立和利用相当的软信息，作者的结论表明，在这些情况下，组织结构在决定如何有效实施工作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薛清梅整理自《Does Function Follow Organizational Form? Evidence From The Lending Practices of Large and Small Banks》NBER WORKING PAPER 8752，2002年2月，作者：Allen N. Berger Nathan H. Miller Mitchell A. Petersen Raghuram G. Rajan Jeremy C. Stein）
银行信贷配给与中小企业贷款——一个内生化抵押品和企业规模的理论模型
本文在吸收其他文献合理成分的基础上，通过考虑贷款抵押品的信号甄别机制和银行审查成本对贷款额的影响，将借款企业的资产规模、风险类型与抵押品价值相联系，构建了内生化抵押品和企业规模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根据该模型，在信贷配给中被剔除的主要是资产规模小于银行所要求的临界抵押品价值的中小企业。此外，即使资产规模较大，但所投资的项目风险较高的企业，也可能因为不愿意接受银行要求的临界抵押品价值而自行推出信贷市场。本文的理论模型对于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及转型经济条件下地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启示：首先将抵押品作为信贷配给机制是转轨经济和金融欠稳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次，与利率型信贷配给相比，抵押品作为信贷配给机制具有一些特点，例如抵押品信贷配给应当发生在利率型信贷配给之后，可将其视为一种“二次配给”，直接与借款人的资产规模挂钩，产生的信贷紧缩效应通常会强于利率型的信贷配给；最后，抵押品主导型的信贷配给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贷市场的组织结构。
（薛清梅整理自《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作者：王宵 张捷）
信息不对称与中小企业融资市场失灵(1)
信息不对称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首先会影响企业融资成本。这是由于具有风险规避理性的投资者,或者因为无法获得有用的信息而拒绝投资,或者将其资金投向承诺高投资收益率的不良企业,从而形成资本市场特有的“逆向选择”,企业此时形成“隐蔽信息成本”，这会间接影响投资者的选择。其次，不对称信息会对融资结构产生影响，这是通过投资项目的融资方式、负债比例的显示作用和管理者的风险态度来实现的。最后，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财务状况不透明,企业融资行为也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
中小企业融资市场上资金供给方面的失灵，作者认为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小企业认为其高报酬率的投资项目未获得贷款是因为金融机构对自己的偏见从而对项目予以拒绝,却忽视了自身没有遵循商业规则；另一方面银行却认为自己是在按照商业规则办事,对企业的投资项目本身缺乏了解;当作为资金需求方的企业由于自身的原因又没有正确地把握可获得的融资机会。
至于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作者认为主要又以下几方面原因：1，对中小企业非国有性质的社会歧视造成了市场投资者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困难,使得企业在融资市场上必须付出较高的成本；2，中小企业管理水平低下与决策能力低下、职工队伍综合素质较低、获取信息的手段落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3，这与中小企业自身融资能力欠缺或管理不善密切相关，主要表现在缺乏企业规划,缺乏信息,不能提供资产担保。
为解决这些问题，作者在最后提出了两条政策建议：首先,中小企业自身应致力于提高内部管理水平,采取正确地融资策略,包括资本结构的选择、融资方式的选择和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其次,政府应从外部实施扶持与保护政策。
（徐正刚整理自《会计研究》2003年第8期，作者：钟田丽，弥跃旭，王丽春）
当前财务管理中几个热点问题的悖论
文章主要就财务总监委派制、预算管理和内部资金结算中心三个方面的财务管理悖论进行深入分析，文中睿智的分析和探讨，精彩的比喻和独到的认识，有助于深刻地思考和把握财务管理理论的本质。
首先探讨集团母子公司体制下财务总监委派制度下财务总监的定位问题。分别考察了监督稽查型与决策管理型两种类型财务总监的权力、职责特征，分析提出：（1）财务总监委派问题从根本性质上不是一个财务体制，而是一个公司治理问题；（2）财务总监不仅应该是子公司董事会成员，同时又是子公司管理层或经营班子的成员，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侧重于财务功能）；（3）已委派财务总监的子公司就不能再另设总会计师等重复岗位；（4）对委派的财务总监实行双层考核；（5）为了防范“合谋”，财务总监应该实行定期轮岗制度。
接着，文章就关于预算管理的两种相悖的观点—推崇和超越—进行分析，提出：（1）就当前而言，在西方管理实践中预算始终被广泛接受是个不争的事实；（2）预算管理首先是一种管理理念、管理机制、管理文化，其次才是一种控制技术。
最后，就内部资金结算中心是合法组织还是违规经营，指出结算中心运行的尴尬决不在于结算中心本身，而是源于其运行环境的尴尬：一是法规的冲突；二是其运行方式被指责为“资金帐外循环”；三是结算中心是否损害子公司的独立性及经营积极性问题。从这几方面条分缕析，并对规范结算中心的运行和功能定位做出展望。
（姜英兵整理自《财务与会计》2003年第8期，作者：汤谷良）
谁来管管“盈余管理”
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营业绩为决策基础的利益关系人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为基础的契约后果。
一. 盈余管理的特点
盈余管理的动机是获利。企业进行盈余管理就是在不同会计期间人为调节利润的高低，实现筹资、管理报酬等动机。盈余管理与利润操纵不同，盈余管理具有合法性。两者的共同点是都通过改变企业的盈余信息，欺骗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区别在于盈余管理产生的条件是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合法不合理，而利润操纵则是采用违法手段改变企业的盈余信息。
二. 盈余管理的危害
经过盈余管理处理后的会计信息是失真的信息，盈余管理的后果是误导“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契约的后果”。企业利益关系人主要有企业所有者、潜在投资者和债权人等，由于利润是评价企业经营业绩与风险的主要指标，因此不真实的盈余数字就会影响利益关系人的正确决策。盈余管理破坏了几乎全部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盈余管理违背了客观性原则。客观性要求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为依据，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而盈余管理通过掩饰企业财务的客观真实状况误导投资者等相关利益人。
盈余管理违背了可比性原则。可比性要求只要是相同的交易或事项，就应当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以保证会计指标口径一致、相互可比。然而人为调节利润使会计数据失去可比性。
盈余管理违背了一贯性原则。一贯性要求企业的会计核算方法前后各期应保持一致，以便于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理解，尽量减少对会计信息的误解，然而盈余管理调节利润的手段就是改变会计核算方法，因为如果保持会计核算方法不变，调节利润的道路就被堵死。
三. 盈余管理的应对
注册会计师被誉为经济警察，可盈余管理并不在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范围之内。目前盈余管理成为无人管的盲区。
事实上，投资者等相关利益人购买外部审计，其目的是希望通过专业审计人员的工作证实企业提供的财务信息是否客观反映了企业的经营情况，以避免被误导。因此注册会计师不能以被审计企业遵守会计准则为借口，而对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和对会计信息使用人的有意误导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如果明显误导投资者而不予提示，外部审计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审计不仅要坚守诚信，更要尽职尽责。
（朱荣整理自中华财会网(www.e521.com) 2003-09-30）
财务控制新论
一.财务控制的概念需要重新定义
财务管理的理论、环境以及人们对财务管理的预期都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对财务控制进行重新定义。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财务控制的主体首先是公司董事会。
2.财务控制的目标是企业财务价值最大化，是代理成本与财务收益的均衡，是企业现实的低成本和未来高收益的统一，而不仅仅是传统控制财务活动的现实的合规性、有效性。
3.财务控制的客体首先是人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外部财务关系，其次才应该是各种不同的企业财务资源或现金流转。
4.财务控制的实现方式应该是一系列激励措施与约束手段的统一。
二.财务控制在财务管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对于财务管理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理论上有不同观点。比较集中的观点是资本结构决策、投资决策和股利决策。 但是把财务决策摆放在财务管理体系、职能的首要地位，作者认为可能违背了财务管理最本质的含义。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财务决策特别是最有效的长期财务决策，属于企业战略规划，这种决策规划的权力仅仅属于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不属于只是执行型的经营者和财务经理，经营者和财务经理的基本职责是落实战略决策、实施公司预算。从企业内部的角度分析，财务管理主要属于经营者和财务经理层次。
第二，企业的投资、融资和分配决策，尤其是长期投资决策、资本结构决策和股利分配决策在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毕竟属于偶发事件，更多属于非程序化决策。现实中，CEO与CFO更多是借助于法人治理结构，通过细化了的管理制度、具体的管理手段，均衡企业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完成财务决策、财务预算事宜。企业财务学是以制度管理为主要特征，从财务制度上解决企业管理中的各行为主体激励与约束不对称问题，协调并指导各部门、单位的财务活动去实现企业总体目标，财务控制的任务是就通过调节、沟通和合作使个别、分散的财务行动整合统一起来追求企业短期或长期的财务目标。
所以，财务控制在企业财务管理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当然我们并非否定财务决策正确对财务目标实现的重要意义。
三.财务控制的实施方式需要创新与整合
财务控制要以致力于消除隐患、防范风险、规范经营、提高效率为宗旨和标志，建立全方位的财务控制体系、多元的财务监控措施和设立顺序递进的多道财务控制防线。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以社会化、专业化为基本特征的董事会制度；二是授权书控制；三是预算管理；四是财务结算中心；五是财务总监委派制；六是业绩评价体系的建立。
四.财务控制权的取得与变换是企业价值的提升与实现的崭新方式
财务控制权的取得与变换不是一种简单的财务运作方式，已经作为对公司经营者的一种制约机制和提高财务效率机制而存在，必然对企业价值的实现有重要影响。
（朱荣整理自《中华财会网》2003年5月28日 作者:汤谷良）
成本管理会计
预算有用而又令人头痛的现代企业管理方法
粗略地说，预算首先是一种计划，是在办理某件事情之前从财务的角度对该事情的办理过程和结果进行测度、算计的系统方法。本文就我国企业预算管理不到位的原因做了简要的讨论。
首先讨论预算失败。“预算失败”应区分为两种：一是预算执行者未能完成预算指标；二是预算作为一种管理制度，在应用或实施的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而中断，或者应用或实施一直未中断但已形同虚设。第二种预算失败，在我国相当普遍，值得进一步探讨。造成第二种预算失败的原因至少有三个。一是上下级之间信息不对称，下级总是比上级更多地了解与预算相关的信息，下级利用这种多了解的信息即“私有信息”谋取私利，形成所谓的“预算松弛”。二是预算决策机构的成员不独立，预算委员会成员包括预算执行者。三是与奖惩制度不挂钩。
其次讨论预算编制。这里至少涉及三个问题。一是预算编制的起点。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哪些处于垄断性或供不应求行业的企业，以产能为起点；那些处于非垄断性或非供不应求行业的独资和合伙企业，以销量为起点，而公司则以利润为起点。但不能绝对化理解。即产能、销量与利润，无论何者为起点，都不能摆脱另外两者的制约，都必须与另外两者在数量上钩稽起来。二是财务部门与其他部门间的配合。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预算管理应该由财务部门挂帅的观点和做法，但关键看是否参与或影响预算动因的确定以及参与或影响的程度。三是预算指标水平。预算指标水平可以区分为可行的、理想的和超理想的三种。在实务上，只要预算执行者能够接受，指标水平越高越好，其目的就是给预算执行者施加较大的压力，将预算执行者的潜力全部挖掘出来。
再次讨论预算行为问题。 预算指标一旦与奖惩制度挂钩，预算管理制度就建立起来了。但与此同时与预算相关的“功能紊乱”、 “短期行为”等行为问题也接踵而至。但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也有很多，如标准化、标杆法、强化内部审计、改善信息系统、健全内部控制、优化流程和调整奖惩制度等。优化流程或流程优化相对来说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流程优化的方法超过10种，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值与非增值分析法。所谓调整奖惩制度，是指预算行为问题通常是由于奖惩制度设计不合理、不严谨、不可能考虑到未来遇到的所有情况所诱发。
最后讨论“超越预算”。最近两年，欧洲一些学者提出“超越预算”的概念，目的是否定传统的也就是现行的预算理论和方法，目前在学术界和实务界已造成不小的“轰动效应”。应该肯定，“超越预算”的倡导者所提出的问题在各类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从矫枉必须过正的观点出发，否定现行预算理论和方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在实务上一下子全盘放弃，不仅显得十分偏激，而且不可能。因为：一是标杆法、平衡记分卡、流程优化以及战略这些新的、先进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与现行的预算理论与方法并不矛盾。二是使用预算概念的人很多，但在不同使用者的心目中预算概念是不同的。三是预算，如同其他管理理论和方法一样，需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完善，与时俱进。
综上所述，预算是管理现代企业最有用的方法之一，不可或缺，但是，它的确又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管理方法，往往令人头痛。在实务上，否定、放弃预算，或者将预算简单化，都是不恰当的，都可能给经营管理造成损失，在市场竞争中失利。
（王玉红整理自《新理财》2003年第3期，作者：于增彪）
物流成本会计建立的必要性及初步构想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被普遍认为是“第三利润源泉”的现代物流业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我国的现代物流产业虽起步较晚，但通过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近几年来发展也较为迅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分析认为，随着政府积极推动物流产业发展的政策和法规出台，物流业将成为我国新的效益增长点。而传统的财务会计无法满足国家和企业有关物流的信息、资料等方面的需求。本文作者认为有必要构建物流成本会计，通过对企业的物流成本进行核算、控制和适当披露，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首先，构建物流成本会计的必要性。一是建立物流成本会计是促进我国物流产业发展和满足国家宏观管理的需要。二是建立物流成本会计有利于企业进行物流成本管理，增强企业竞争力。现代企业除了降低物质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外，现代企业越发认识到进行物流管理，降低物流成本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物流成本管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三是建立物流成本会计是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四是建立物流成本会计可以更好的促进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发展。五是建立物流成本会计可以作为物流定价的依据。六是建立物流成本会计可以解决会计实务中存在的生产成本与销售费用科目界限模糊的问题。
其次，对物流成本会计的初步构想。一是物流成本会计的核算对象。物流成本会计的核算对象当然就是物流成本，即在产品空间位移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资源的货币表现。也就是物品在实物运动的过程中，如包装、装卸搬运、运输、储存、流通加工、物流信息等各个环节所支出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二是物流成本的核算方法。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由财政部统一规定的会计核算制度，因此，不可能单独设置一套用于核算物流成本的凭证、账户、账簿和报表，而只能在现有核算系统的基础上设置一些辅助账户，既满足了核算物流成本，进行物流管理的需要，又不会和现行会计核算制度相抵触。三是物流成本的报告。随着现代物流的发展，物流在企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企业与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有关物流的信息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对于企业现在及潜在的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财务报告的使用者而言,有关物流的信息也逐渐成为他们进行决策时所应考虑的因素之一。
随着物流产业的飞速发展，随着其重要性的不断提高，人们会越来越关注物流成本会计，从而对这一会计领域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尤其是它与现行会计核算制度的协调问题，而本文的目的也正在此。
（王玉红整理自《四川会计》2003年第6期，作者：李敏）
作业成本法在生产部门的设计研究
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简称ABC)是西方国家于八十年代末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九十年代以来率先在先进制造企业应用的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作业成本法在理论上的研究比较深入，然而在具体应用上尚处于探索阶段。本课题组根据一年多时间对国内上市的某大型生产制造企业的调查研究，并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设计了一套既有利于理论研究，又可用于实践操作的作业成本核算体系。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结合该公司所属的制造部来详细论述作业成本法在生产部门的设计研究。
该公司制造部作为事业部的生产平台、承担自动化系统部、继电保护产品部、铁道系统保护部等几乎所有产品线产品的生产。其主要子部门有办公室、计调室、技术室等。具体设计步骤如下：
首先，分析定义作业中心。作业中心划分的正确、详简得当与否是整个作业成本核算体系的关键所在。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可能有几十个，甚至数百个作业。在实践中，确认作业可以以作业贡献于最终产品或劳务的方式和原因，即作业动因为依据进行分析和划分。结合制造部的流程图，我们把该公司制造部分为以下几个作业中心：1.计划调度。2.装置校验。3.老化试验。4.组端子。
其次，分配资源进各作业中心。作业中心建立后，需衡量各个作业中心消耗的资源费用。这需要仔细分析各项费用，按资源动因归集进各个作业中心，往往要反复几次才能最后确定。在确立资源动因时，我们依据下列三条原则：一是某一项资源耗费能直观地确定其为某一特定产品所消耗，则直接计入该特定产品成本，此时资源动因也就是作业动因，该动因可以认为是"终结耗费"，产品的设计图纸成本便是典型例子；二是如果某项资源耗费可以从发生的领域上区分出为各作业所耗，则可以直接计入各作业成本库，此时资源动因可以认为是"作业专属耗费"，各作业按实付工资额核定应负担工资费时,即为这种情况；三是如果某项资源耗费不满足以上两种情形，耗费形式较复杂，则需要选择合适的量化依据将资源分解分配到各作业，这个量化依据就是资源动因，如使用企业内部车辆，可以按实际服务于各作业中心的里程数分配等。结合制造部费用发生情况，其典型的制造费用归集要点如下：1.工资及福利(包括直接人工和间接人工)。2.差旅费(售中)。3.房屋折旧。4.设备折旧。5.办公费、劳保费、值易耗品、§消耗。6.通讯费。7.水电费。8.财产保险费。9.修理费。10.燃料及动力。11.运输费。
第三，确定作业动因。作业动因是将作业成本库成本分配到产品或劳务中去的标准，也是将作业耗费与最终产出相沟通的中介。选择作业动因时，要考虑作业动因资源是否易于获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历史比较悠久的制造企业，往往有着各种较完整的原始资料，但可惜的是，这些收集记录原始数据的人员只是在"例行公事"，没有将收集的资料充分利用或汇报。我们根据制造部的具体情况，选择的作业动因及其依据如下：1.计划调度。2.装置校验。3.老化试验。4.组端子。5.大屏安装。6.打号牌。7.大屏配线。8.资料管理。9.协调管理。
第四，计算成本动因分配率,分配作业成本到产品上。在确定了作业及作业动因后，需计算作业动因分配率，即单位作业所负担的资源成本。我们在制造部设计了作业成本分配表以便于计算。
第五，计算产品成本和单位产品成本。根据计算出的9个作业中心的产品作业成本，可以得出产品在制造部所消耗的资源成本。
第六，注意的几个问题。课题组在调研与设计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设计一套合理、科学的作业成本核算体系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得到公司高层领导的大力支持。由于作业成本法作为一种全新的成本核算方法，要得到普通员工的接受，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必须得到公司高层的鼎力支持。其二，需要先进的管理水平与之配套。首先在成本计算阶段，作业成本法需要大量真实准确的基础数据，要求企业基层员工对作业成本法基本思想的认间,同时需要电子计算机处理大量的数据以及进行分析。这些都必须要求企业拥有先进的管理水平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王玉红整理自《上海会计》2003年第5期，作者：上海财经大学作业成本研究课题组）
人力资源会计假设与会计标准
人力资源会计是会计学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是将会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应用于人事管理领域，为编制财务报告提供有关人力资源的信息。本文作者认为人力资源会计假设应包括主体性假设、经济性假设、连续性假设、完全性假设。
首先，人力资源会计的主体性假设指出了会计核算“标的”——人（自然人），作为组织的一种资源，人具有服务潜能，这种潜能随着组织的开发使用、自身的经验积累，会不断地增值，且能够给组织提供未来的经济效益。
其次，人力资源会计的经济性假设设定了会计核算客体——人（自然人）具有先天的需要和欲望，会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为组织提供现在和将来的服务，且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换取最大限度的收获。
第三，人力资源会计的连续性假设是指组织将按照预定的经营方针执行其经营活动，在正常情况下，其组织对人力的投资活动会获得未来效益，并且作为核算客体是持续存在的，能够逐步发挥其服务的潜能。
第四，人力资源会计的完全性假设是指人力资源价值的成本计量是建立在市场逻辑的基础上的，且所在的市场必须是完全市场，完全市场不仅包括组织赖以运转的生产或服务市场，而且还包括组织获得员工的人力资源市场。
人力资源会计主体性、经济性、连续性、完全性四个假设的提出，为人力资源会计核算提供了前提条件。由于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其组织系统构建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质量特征须经过会计的确认才能实现。因此，人力资源会计在进行会计确认时，应遵循以下标准：
一是要素标准。作为人力资源会计确认的对象：人力资本与人力资产、人力资源是三个相互联系但又不等同的概念。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在经济实体则表现为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
二是时间基础标准。会计记录的时间基础有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两种不同的时间基础，其结果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财务状况与经济成果。人力资源会计采用的确认基础是权责发生制。
三是质量标准。人力资源会计是为经济决策提供人员管理信息的特殊信息系统。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各种特性中其所提供的人力资源信息必须满足恰当性、可验证性、不偏性、相关性等质量标准。
（王玉红整理自《财务与会计导刊》2003年第9期，作者：吴俊英）
新经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战略特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市场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步入“战略致胜”的时代，静态的人力资源发展模式已经显现出它的局限性，要求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必须在战略高度中进行，承担起企业发展战略实施的重担。
首先，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新经济中的战略地位。新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其特点为信息化、全球化、系统化和可持续发展。现代企业是以新经济特征为基础的企业，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不是服务角色，而是引导企业发展的战略导航者，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战略色彩越来越浓厚。
其次，新经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特点。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决定了现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新特征，具体包括：一是从事务性服务角色向战略引导者角色的转变。在新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服务功能已经难以适应企业战略致胜时代的要求，需要更多地担负起战略组织的功能。二是信息化成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重要功能。这里的信息化不是职工人数、人工成本的简单统计分析，而是企业内外人才情报的收集、分析、预测，是实现以人力资源战略为主导的企业发展目标的重要环节。三是全球化人才战略的观念。由于知识的全球化发展，衡量人才的标准不仅是掌握知识量的多少，而且有知识质的领先性。四是以人才发展牵动企业整体发展的战略选择。为了适应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应该积极采用以人才发展为中心的进攻型模式。实际上，现代企业发展由资本运作为主导的经营方式已经转变为以人才运作为核心的运营模式。五是建立学习型企业，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学习型企业成为新经济企业的长期战略措施，以确保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
在新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源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决定着企业人才的使用和组织情况，决定着企业对知识的储备和运用能力，也预示了企业的发展命运。这些都要求人力资源加快自身的革新能力，时刻要以战略思维展开工作，推动企业发展，适应新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系统化和可持续发展特征需求，胜任“战略致胜”时代的角色要求。
（王玉红整理自《经济管理》2003年第17期，作者：李瑞）
质量成本管理的发展与创新
战略质量成本管理是对传统质量成本管理进行战略性改造，通过将战略成本管理与质量成本管理结合应用而形成的创新管理模式。该模式是战略成本管理向质量成本营理领域的延伸和具体运用，体现了质量成本管理的发展与创新。
首先，战略质量成本管理的的形成。一是将“战略”理念运用于传统质量成本管理是战略质量成本管理形成的前提。传统质量成本管理为了满足质量管理的经济性要求，把质量的技术性与经济性、质量与成本结合起来，形成质量成本概念，并建立了实现短期目标的战术性质量成本管理体系。在竞争的环境下，该体系越来越暴露出其不适应性。实现观念的转变后，就会发现在质量问题上传统成本管理与战略成本管理的主要区别。二是依托全面质量管理是战略质量成本管理形成的现实基础。全面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是战略质量成本管理的动因。全面质量管理（TQM）的宗旨是以最小的质量成本获得最优的产品质量。而且还能把以下两种基本竞争战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最优的产品质量可以体现产品的差异性，即差异化战略；另一方面，较小的质量成本能使企业取得成本领先的地位，即成本领先战略。其三，信息技术的进步为战略质量成本管理的形成堤供了技术条件。战略质量成本管理所需要的信息是多维的。仅依靠传统的信息处理手段是无法完成任务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战略质量成本管理有可能以较低的成本，及时提供战略质量成本管理所需要的信息。
第二，战略质量成本管理的特点。战略质量成本管理体现了战略管理的外向型、长期性和全局性的战略思想，以战略定位、戚本动因和价值链分析为主要内容。与传统质量成本管理相比，其具有如下特点和优势：其一，具有外向型、长期性和全局性的特点。其二，具有以战略定位分析为核心的特点。战略质量成本管理站在战略的高度，把质量成本置于战略管理的框架下，通过战略定位的合理选择，以保持竞争的战略优势。其三，具有以成本动因分析为导向的特点。成本动因是引发成本的一种驱动因素。从战略的角度上看，影响企业成本的态势主要来自企业的经济结构和企业执行的作业程序．由此形成结构性成本动因和执行性成本动因。其四，具有以价值链分析为重点的特点。战略质量成本管理的内容同样离不开价值链分析。以价值链分析为重点，通过价值链分析、价值链整合，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增值的质量作业，实现“零缺陷”的TQM，促使体现以价值链分析为重点的战略质量成本管理模式有效运行。
（王玉红整理自《财会月刊》2003年第A8期，作者：林万祥）
人力资源、人力资产、人力资本辨析
人力资源、人力资产、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会计中最重要的三个概念，虽然这三个概念仅仅一字之差，但它们有着显著的区别。
人力资源是指存在于人体内的、可以创造价值的组织资源，主要指人的劳动能力，即劳动力。人力资产是企业在一定时期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可以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人力资源。由于人力资产能为企业长期提供效用，因此它属于一种长期资产。会计上的人力资本是个微观的概念，它是指某一时期企业拥有或控制的人力资产投资的价值总量。当企业购入人力资源时，企业就取得了人力资源的使用权，这表现为人力资源价值的占用形态，但人力资源的所有权却归劳动者所有，这表现为人力资源价值的来源形态，即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客观存在，它通过等价交换进入企业后，一方面形成人力资产，另一方面形成人力资本。二者的区别仅仅表现为人力资产与人力资本的区别，然而在实施人力资源会计中，如果要确定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必然涉及到人力资源的相关概念，如人力资源成本、人力资源价值等，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区分人力资产和人力资本是问题的关键，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反映的实质不同；（2）反映的权限不同；（3）反映的来源形态不同。
（王玉红整理自《辽宁财税》2003年第7期，作者：牛彦秀）
企业资源及其配置：一种关于成本管理战略的认识
一、成本及其本质
在会计研究领域，成本是一个发展变化最大的概念之一。财务会计学、管理会计学、美国会计学会等都对成本下了不同的定义，但是，笔者认为价值是货币计量的结果和表现，它才是成本的本质。这是对成本本质的一般理解。从资源及其企业观认识成本这一本质，会引起我们对下列问题的思考：
关于成本的研究必须以资源及由其而产生的行为为内容进行思考；关于成本的管理必须以资源配置及其效率为中心进行实施；关于成本的核算必须以企业生产经营目的（或目标）为标志进行设计。
二、企业资源及其配置
企业资源的种类
就一个公司或企业来说，经济资源可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人力资源、货币资源、组织资源。企业资源的配置一般表现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资源在时间上、空间上和数量上的要求，其实质就是选择不同资源构成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也可以认为企业资源配置是企业根据企业的目标将资源的用途在不同的时间上、空间上和数量上进行不同的分配。
三、成本管理战略
成本管理战略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其目标应是以企业经营战略目标为目标，并加以具体化。成本管理战略就是企业根据自身客观条件和环境，联系企业经营目的，正确分析和判定企业的费用成本在市场竞争对手中的水平，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物流技术、资源配置及作业管理等一系列方法，制定成本目标，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实施方案，以保证企业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取得竞争优势。简言之，成本管理战略是企业围绕成本费用而开展的一种长期谋划。与经营战略一样分成两个阶段：战略规划和战略实施。
成本管理战略规划分为下列步骤：
（1）规定组织使命
（2）制定方针
（3）建立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4）鉴别方案
（5）选择战略
成本管理战略实施分为下列步骤：
（1）确定组织结构
（2）管理组织活动
（3）监控战略在实现组织目标中的有效期
我国企业成本管理应关注的问题
本文认识到成本是资源耗费，并结合战略管理的思想，是期望结合我国实际提出成本管理战略的思路。这一思路提醒企业在成本管理中应关注以下问题：
（1）成本管理必须扩展到自立项、设计至销售、使用整个过程。
（2）结合资源配置的原理，重构企业作业链和价值链。正如前述，企业的作业链的形成其实是资源耗费或置换的一种连续形式。
（3）重视过程控制，根据企业工艺流程，制定各种作业文件，使企业生产经营标准化。
（丁岚摘自《中国会计网校》2003年9月5日作者：戴新民）
论战略成本管理中适时生产系统与价值链分析的结合
战略成本管理（Stategic Cost Management，简称SCM）是在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同时进行的成本管理。它是指管理会计人员提供企业本身及其竞争对手的分析资料，帮助管理者形成和评价企业战略，从而创造竞争优势，以达到企业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变化的环境的目的。
价值链分析（Valua Chain Analysis）是企业战略成本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适时生产系统（Just-In-Time，JIT）是伴随着新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思想而产生的新型作业管理制度。传统的成本管理只注重生产过程中的产品成本，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从产品设计到售后服务全过程实行成本管理，才能使资源得到最佳利用。价值链分析与适时生产系统的结合，将在企业的战略成本管理中起重要的作用。
价值链思想认为，企业的价值过程按照经济和技术的相对独立性，可以分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多个价值活动，这些价值活动形成一个独特的价值链。对制造业来说，价值链的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外部后勤、市场营销、服务；辅助活动包括企业基础设施（企业运营中各种保证措施的总称）、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采购。JIT的基本思想是要杜绝一切浪费，设计合理的生产系统，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这里，它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分为两类：增值作业和不增值而浪费的作业。
JIT是对战略成本管理的完美追求，但在实施过程中，应与价值链分析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一）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满意度最大化为目标。
（二）消除无增值作业，增加增值作业的效率，不断进行作业改进。
（三）进行外部价值链分析，处理好与上下游的关系，建立稳定的销售和供应渠道。
（四）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确保“零缺陷”。JIT要求供、产、销各环节实现零库存，这就要求生产经营各环节相互协调，运行流畅，保证高质量。
（五）在JIT中，通过价值链分析，对成本进行实时监控和信息反馈。
当前，我国企业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管理无疑是企业管理的重点。我们应该站在战略的高度，学习国外的先进的成本管理的观念和技术，这样才能在国内外竞争中取得持续发展的优势。
（丁岚摘自《中国会计网校》2003年9月27日作者：黄珍文、李云才）
论战略成本管理中适时生产系统与价值链分析的结合（次文与上文重复了）
战略成本管理中，价值链分析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适时生产系统是伴随着新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思想而产生的新型作业管理制度，其中有大量科学的成本管理思想。价值链分析与适时生产系统相结合，将在企业的战略成本管理中起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价值链与JIT的含义分析：
（1）价值链有三个含义：第一，企业各项活动之间都有密切联系，如原材料供应的计划性、及时性和协调性与企业的生产制造有密切的联系；第二，每项活动都能给企业带来有形或无形的价值；第三，价值链不仅包括企业内容各链式活动，还包括企业外部活动，如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与顾客之间的关系。
（2）在企业供应、生产、销售三个经营环节中，JIT要求供销“无存货”，以避免存货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防范存货过时、跌价、毁损等相关风险；在生产环节要求“无缺陷”，以消除因生产出次废品而对整个生产作业流程的不良影响。
其次是二者在实施过程中完美结合的分析
JIT是对战略成本管理的完美追求，但在实施过程中，应与价值链分析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一）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满意度最大化为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价值链更注重企业外部活动，尤其是与顾客的关系，顾客的需求推动了价值链的发展。
（二）消除无增值作业，增加增值作业的效率，不断进行作业改进。JIT强调对企业的主要作业的持续不断的改进，追求企业整体和长期的经济效益的最优。这就需要深入分析企业价值链的作业水平。
（三）进行外部价值链分析，处理好与上下游的关系，建立稳定的销售和供应渠道。供应商与客户的活动进行方式如何，影响着企业活动的成本或效益。
（四）实行全面质量管理，确保“零缺陷”。JIT要求供、产、销各环节实现零库存，这就要求生产经营各环节相互协调，运行流畅，保证高质量。
（五）在JIT中，通过价值链分析，对成本进行实时监控和信息反馈。通过价值链分析，可以获得价值链的整体情况及环与环之间的连结情况。每一价值活动进行时应描绘出价值链的总成本及成本变化分配情况，找出变化的原因，提出改进意见，使成本能得到适时控制。
当前，我国企业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管理无疑是企业管理的重点。我们应该站在战略的高度，学习国外的先进的成本管理的观念和技术，这样才能在国内外竞争中取得持续发展的优势。
（王仲宝整理自中华会计网校（网站）中的“会计文苑”栏目2003.09.24，作者：黄珍文、李云才）
作业成本法和财务业绩改进的联系 （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ctivity-based costing and improvement in financial performance）
此项研究表明：随着生产自动化的日益发展，成本中的间接费用比重急剧增加，制造费用的构成也日益复杂化。作业成本法由于对不同作业的间接成本采用不同的间接费用率进行分配，从而能够更加准确地核算产品成本，并能促使管理人员想方设法进行成本控制，所以现代化企业财务业绩的改进是同作业成本法的结合使用分不开的。技术精湛的内部审计人员提供的关于公司财务业绩、作业成本法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条件的资料信息，已经成功地改进企业发展方向和经营业绩，并被视为可观的ABC功效。
该文还通过用确定性因素分析和结构平衡模型来进一步研究了作业成本法和财务业绩的关系。结果显示：在 ABC同企业其它主动性战略措施一起使用时，在结构复杂并不断变化的公司内使用时，在制造费用占成本比重较大的企业环境中使用时，当公司的内部交易存在许多限制性的业务时，作业成本法和财务业绩之间的真正积极联系尤为明显。目前，许多企业（公司）通过优先研究实施ABC措施的成功方法，而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回报，所以侧重研究ABC的成功措施和方法似乎成了财务业绩改进的预报器。
（王仲宝整理自 www.ScienceDirect.com 中的《管理会计研究》杂志，2002年3月第1期，作者：Douglass Cagwin and Marinus J. Bouwman，Douglass Cagwin and Marinus J. Bouwman）
利益转化
在过去五年里，企业为了运用ERP系统花费了数十亿资金。Mike Baker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于这些公司是否从它们的投资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提出了置疑。
企业之所以投资建立全公司泛围的ERP系统是希望能够整合并优化经营管理的过程。这项投资的花费却是非常巨大的。本文个案研究所选的目标企业在用传统系统进行企业管理中遭遇到很多问题。在是否用ERP系统替换传统系统这个问题上做了大量研究。
首先，研究人员对使用传统系统和ERP系统的风险进行了比较。其次，对运用ERP系统所带来的成本进行了分析，主要有8类成本，总计4，805，000英镑，再次，对于运用ERP系统所带来的有形收益和无形收益进行了分析，总计5，672，000英镑。接着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假设回收期5.5年，以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11%，进行折现的净现值等于-252英镑，小于零。计算内部收益率得8%。所以，该投资计划是不会得到批准的。最后，由于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并不能支持ERP系统的使用，运用从研究中得来的信息，作者又比较了其他几种使用方案。
研究结果表明，该公司还不具备在短期内成功运用ERP系统的条件。研究人员仍然认为一旦条件具备公司应该替换旧的管理系统。管理层决定努力解决主要的问题，时机成熟时将再次分析评估。
（徐晶整理自《Financial Management》2003年第July/August期，作者：Mike Baker）
ERP系统成功评价研究
ERP系统投资巨大，项目复杂，在可能给企业组织带来巨大的利益的同时，相伴而来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因此对ERP应用成败与否的评价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和企业管理都们的关注。
ERP系统作为一种现代管理信息系统，对其成功评价的研究源自于信息系统（IS）成功评价理论。美国学者Delone和Mclean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IS成功模型D&M模型。这个模型把IS成功看成一个过程，具有时间和因果关系。但是澳大利亚学者Seddon认为D&M模型太过笼统，而且混淆了一些过程和结果概念。Seddon对D &M理论进行了改进。
近年来，随着ERP系统的大量使用，关于ERP系统成功评价的研究成为IS评价研究的重点之一。实际上，大多数研究仍然遵循D&M模型所确立的指标体系和思路来考察ERP系统的成功。Markus把ERP的评价分为三个阶级。即项目阶段、试行阶段、前进和上升阶段。而新加坡学者Tan认为，Markus的理论偏重从技术和功能的角度来理解ERP成功，忽视了ERP给企业带来的深层次影响。Tan将ERP的成功分为基础结构成功、信息结构成功和知识成功三个层次。
很多研究都将ERP给企业带来的利益作为ERP成功评价的最重要指标。Shang&Seddon通过对233个ERP应用案例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利益框架。分为动作利益、管理利益、战略利益、IT利益和组织利益五个层次。
在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一个ERP成功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作者以改进的D&M模型为基础，同时结合了Markus的观点，按三个阶段对ERP成功进行评价。这个模型综合考虑了时间、预算、系统质量、信息质量、试行时间、感知的有用性、用户满意、个人影响、组织影响和商业利益实现等各方面因素
虚拟企业中作业成本法的应用
虚拟企业存在制造费用较高的特点，只有采用作业成本法才能准确核算成本，反映真实的成本信息，并在此基础上为科学的决策提供支持。本文就此对作业成本方法如何在虚拟企业中运用进行了初步研究。
结合虚拟企业的特点，提出采用以下三种基本方法比较切合实际：1。作业详图法，把虚拟企业中各企业成员的作业，按照一定的层次画成详实的地图，在地图中标明直属于各企业成员的作业。2。作业流程分析法，结合作业研究中的作业流程研究，把完成特定业务所要求的各项作业，按一定的业务流程逻辑，画成一张张系统的作业流程图。3。征询意见法，向虚拟企业各企业成员的员工询问，以确认一些关于作业的关键问题。
结合虚拟企业的作业重构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改串行结构作业流程为并行结构作业流程。即利用数据库处理技术、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可把串行结构作业流程改变，每一个作业流程建立一个共享的数据库存。第二种方法：利用计算机协同作业技术，将串行反馈结构改为基于CSCW的并行作业流程。这种方式比第一种重构方式更为先进，更适合虚拟企业的运行方式，可以显著提高运行效率和效益。
由于虚拟企业具有新的特点，不能将目前先进制造企业的作业成本法简单的应用于虚拟企业。应在对虚拟企业作业分析和作业重构的基础上，将作业成本法的思想应用到虚拟企业的各个层次。
（徐晶整理自《工业企业管理》2003年第6期，作者：郑毅）
管理控制与战略专题
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理论、经验与实践
作者通过分析认为独立董事并不是解决中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灵丹妙药”，而且目前所实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并未能发挥实质性的治理作用，存在着治理软约束的现象，即目前实行的独立董事制度不会对当期和后续期间的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原因考虑如下：
首先，独立性是独立董事制度的“灵魂”，而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的独特性却使独立董事们难以真正独立，让其功效大打折扣；其次，独立董事与监事的功能冲突；第三，目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仍然太低，是否尊重他们的意见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大股东的自觉，而非制度性的约束；第四，独立董事的知识背景与精力的限制；第五，独立董事市场尚未成型；第六，独立董事制度自身的缺陷，即报酬问题。独立董事能否发挥作用最终将取决于独立董事能否对大股东形成真正的监督和制衡。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行为人，既不能领取报酬，甚至可能有损名节，还能期望在这种背景下独立董事发挥实质性作用？
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独立董事并没有显著地改善当期的财务与经济绩效，甚至可能发生相反的作用，而在相应的会计期间聘用独立董事的公司可能会增强市场对其的信心，独立董事也并没有对当期和以后各期的公司绩效做出改善，因此，“独立董事软约束”的理论假说成立；（2）绩效越差的公司越有可能聘请独立董事，它们希望通过这项治理措施能够改善自身的治理效率，提升市场形象，因此，“独立董事的绩效内生性”假说成立。
政策方面的建议。首先，将审计与财务监察权赋予监事会。其次，强化独立董事在公司战略决策、提名、薪酬等方面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来增强公司董事会在决策上的独立性。在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上，应该对独立董事予以职业化、行业化和专业化，建立独立董事事务所和成立独立董事协会，打造独立董事市场，利用声誉机制来强化独立董事的治理效用。
（方修宇整理自《会计研究》2003年第8期，作者：于东智 王化成）
独立董事与公司治理：理论、经验与实践（重复）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所占的比例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特征。有观点认为，独立董事制度为公司的权益资本和管理雇佣契约提供了更为安全的治理措施。通过对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现状进行经验分析表明，目前实行的独立董事制度并没有发挥真正的效用，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1）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的独特性（即内部人控制往往与大股东控制相重合）使得独立董事们难以真正独立；（2）独立董事与监事的功能冲突；（3）目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仍然太低；（4）独立董事的知识背景与精力的限制；（5）独立董事市场尚未成型；（6）报酬问题将独立董事陷入了一种两难的境地。根据上述分析，文章给出一些政策方面的思索与建议诸如，政策部门的当务之急就是协调监事与独立董事之间的功能冲突，建议首先将审计与财务监察权赋予监事会，其次，强化独立董事在公司战略决策、提名、薪酬等方面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此来增强公司董事会在决策上的独立性，并理顺上市公司内部各治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此外，在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上，应该对独立董事予以职业化、行业化和专业化，建立独立董事事务所和成立独立董事协会，打造独立董事市场，利用声誉机制来强化独立董事的治理效用。
（姜英兵摘自《会计研究》2003年第8期，作者：于东智、王化成）
完善企业预算管理控制系统的思考
企业预算管理既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要充分发挥该系统的功能，必须使系统的各个要素相互协调，使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完善企业预算管理系统十分必要。要完善管理系统必须：
一、正确理解预算管理与绩效管理的关系
预算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更多的是充当一种在公司战略与经营绩效之间联系的工具。企业的经营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要与企业绩效管理体系相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企业业绩控制系统，预算才能够充分发挥其战略监控的作用。
二、建立适应企业自身特点的预算管理控制系统
在构建预算管理控制系统时，企业应充分认识自身特点，作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确立预算管理的新观念确立“以企业战略为基础”的观念，使预算管理成为实现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确立“面向市场”的观念，使预算指标经得起市场的检验；确立“面向未来和基于活动分解作预算”的观念，使预算指标客观公正，易于接受；确立“基于企业价值链分析作预算”的观念，使预算管理成为协调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经济活动和利益冲突的有效手段；确立“恰当的假定是预算的基点”的观念，使预算指标建立在一些未知而又合理的假定因素的基础上，便于企业预算的编制和预算管理工作的开展；确立“考核与奖惩是生命线”的观念，确保预算管理落实到位；确立以人为本的观念，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全面提高预算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2. 确定正确的预算控制目标正确的预算控制目标应体现以下特性：目标的导向性；目标的可操作性；目标的层次性。
3. 科学构建预算控制组织：建立分级预算控制体制；健全预算反馈机制；改进传统的预算编制方法，提高预算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必须将预算的编制过程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结合起来，提高预算的准确性和效率性。
4. 完善和创新预算控制评价分析：评价指标的创新；评价方法的创新；激励机制的创新。
5. 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反馈机制信息反馈机制的存在是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要使预算控制系统充分发挥评价和激励职能，关键还在于信息反馈机制的健全和有效，惟此才能避免“亡羊补牢”现象的发生。
（丁岚整理自《中国会计网校》，2003年8月29日，作者：张国友 高彩虹）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战略规划的一种构建方法
战略管理在集团管理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财务管理战略是集团战略的一种重要支持性战略。通过对企业集团与集团财务管理的关系、企业集团财务战略与整体战略的关系的分析，再结合实战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一种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战略规划的构建方法———“三步六分法”。
1. 企业集团与集团财务管理的关系定位
判断一个企业集团是否属于本质意义上的企业集团，主要的不是看在形式上是否由多个法人构成的联合体，而在于这种联合是否能够遵循集团组建的宗旨：实现资源一体化整合效应与管理协同效应，并借此确立集团整体的市场竞争优势。
2. 企业集团战略与财务管理战略的关系
集团战略所要包括的内容，不但包括母公司的发展战略，还包括各成员企业的战略定位与选择。从操作实务（一般指战略的制定过程）上来分，集团战略可以分为经营战略和支持性战略，支持性战略也可称为执行性战略，执行战略隶属于经营战略，对经营战略起支持作用。财务战略是为适应企业集团总体的竞争战略而筹集必要的资金、并在组织内有效地管理运用这些资金的方略。而财务管理的规划是为了企业集团管理控制的需要而对企业的财务管理主体所进行的组织设计、制度设计等一系列规范性建设。两者一起构成集团的财务管理战略规划。
3.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战略规划的构建方法———“三步六分法”
一般来说，财务管理的主体涉及到三个层面，集团总部决策层、集团公司财务管理部门和成员企业财务管理部门。
“三步六分法”是在从事集团战略管理咨询过程中针对集团财务管理的特点以及财务管理战略与集团战略的关系而创造的一种战略规划的方法，它不但对从事咨询行业的工作者有很大帮助，也适合集团内部发展的战略管理，是一种比较系统而实用的集团财务管理战略规划方法。“三步六分法”的“三步”中，每一步的运作都包括许多的方法，在进行环境分析时，通常需要对外部环境进行充分的调研，以充分把握影响集团财务管理的因素和财务管理的趋势，对内部环境更要进行充分的诊断、分析，以充分了解集团的现状。在进行设计阶段的步骤时，同样离不开充分的调研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集团战略是落脚于集团第一层面的职能，但在调研时，一定要对第二层面和第三层面进行适当的调研，以实现一次自下而上的过程，保证战略的可实现性和科学性。设计是“三步”中的关键，是集团财务管理战略规划的重点。“六分”是指集团财务管理战略规划的六个组成部分，每部分都包括一系列内容，实际工作者应该根据需要有所侧重地对所包括的内容进行分析，再构建符合集团战略发展需要的财务规划、财务战略和财务实施计划，以充分体现财务管理在集团战略管理中的应有地位。
（丁岚整理自《中国会计网校》，2003年9月17日，作者：罗建华 傅得春 周柏林）
业绩管理：管理控制系统的研究框架（Performance Management: A framework for management control systems research）
这篇文章主要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管理控制系统是怎样以五个环节中心建立起来的。这五个中心环节都从业绩评价的角度考虑的。这些中心环节是目标、实现目标的战略和计划、指标的设定、激励和报酬计划以及信息反馈循环。文章主要是将这种理论应用到对三种主要组织控制理论的分析上。这三种组织控制理论是预算、经济附加值和平衡记分卡。针对每一种理论，作者都指出了按照这种理论框架，研究中有哪些部分被忽略，哪些部分取得比较丰富的成果。预算在“实现目标的战略和计划”方面存在不足，其他四个方面都比较成熟。经济附加值在五个环节方面都有相应的内容。平衡记分卡在“实现目标的战略和计划”、“指标的设定”、“激励和报酬计划”三个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作者相信按照通过案例研究和长时间跨度研究，以及对其他管理控制系统的研究，这种理论框架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张晓东整理自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1999 10，作者：David Otley）
（划分学科研究领域对知识发展的限制：组织激励系统为例）Disciplinary constraints on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the case of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 systems
这篇文章探讨了现有的会计研究受到阻碍的一个原因：研究者把自己的理论和前景简单的局限在某一个学科之内。作者通过对组织激励问题研究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在组织激励这个问题的研究领域内，有两个最基本的可以归属的学科类别：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主要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作者将组织激励问题的研究文章划归为三类：经济科学类、行为科学类和交叉科学类。作者发现在会计刊物上发表的、被归属于经济科学类和行为科学类的文章，大大超过了在同样期刊上发表的被归属于交叉科学类的文章。并且从引文和内容上来看，前者与后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文章最后分析了造成在会计研究中，两类科学交叉使用比较少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建议。
（张晓东整理自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28 (2003)，作者：Kenneth A. Merchant, Wim A. Van der Stede, Liu Zheng）
国外管理国有企业的经验借鉴
文章首先指出中国目前的资产管理体制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在第一层次要寻求代表国家行使国有企业管理的省、市实体；第二层次即国有资产管理局、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或企业集团的母公司，它们是持有国有企业股份并能行使治理权的中间的“第二层”实体；在最底层的就是每个国有企业。
为了对中国的这种三层框架提供一些分析参考，文章将对瑞典、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新西兰、巴西、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国有企业的案例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做出了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有借鉴意义的经验总结。
文章分别就五大问题对各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情况加以介绍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第一，关于国有部门的规模，通过分析发现世界一些国家经营良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均相似，只要有能力制止有害的事态发展，一些国家的政府满足于在战略性企业中持有少数股份，让私人持有多数股份；
第二，关于国有企业的目标，最好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在于资本使用效率、国有企业应承担界定明确的社会责任；
第三，关于“第一层”持股的问题，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在经营良好的国有企业体制框架中，一般都明确区分政府监管经济活动和控制国有资本配置的权利与责任，以及国有企业董事和管理层对企业本身的权利与责任，二是在政府监管权和持股权与股东权利和责任的集中之间有明确的区分，三是股东代表要行使有效的治理，并将管理层／雇员绩效与报酬挂钩，需要认真制定战略性经营计划、现金流量预测，并建立定期报告制度；
第四，关于国企的法律身份及治理问题，得出五个结论，一是国家股东需要灵活修改国有企业的公司制形式，以实现不断变化的企业目标，二是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结构的形式往往采用非国有公司的模式，三是一个强有力的董事会可以便于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而软弱的董事会会使国有企业易受各种有害的政治干预的影响，四是在独立性和与国家股东联络之间取得适当平衡的董事会构成是国有企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五是为了鼓励国有企业董事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可以尝试各种方式以使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免受政治干预的影响；
第五，关于“第二层”股东（如持股基金、企业集团的总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的特殊问题，得出三个结论，一是国家持股基金应慎重考虑任何一项允许国有持股基金控制和将现金储备再投资于企业，或借出、借入，或延长为企业提供举债筹资担保的提议，二是企业集团以市场为基础的投资、合并和收购比行政管理更容易建立成功的企业集团，三是资产管理公司有许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事例，它们的建立是为了解决不良贷款问题和管理抵押资产，如房地产。
（张秀烨整理自http://www.sasac.gov.cn/gjjl 2003.9.18 作者：高伟彦 张春霖）
收购和兼并对债券持有者财富的影响：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证据
据报道，在2001年美国公司发生了8,309起合并和收购案（M＆A）。这些交易的总价值超过7000亿美元。这实际上代表了M＆A活动的下降，2000年10,833宗交易，价值1.4万亿美元，1999年和1998年是1.2万亿。既然M＆A活动如此重大，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合并创造价值吗，如果创造，为谁？现有的文献全都论证目标企业和收购企业股东财富的变化，而债券持有者财富变化的证据却不多。本文检验了自1979年至1997年的940起并购对目标企业和收购企业的3,901支债券的影响，目的是填补这一空白。
理论研究文献表明，在合并中债券持有者会经历一个重大的财富变化。Levy和Sarnat（1970）、Lewellen（1971）以及Higgins和Schall（1975）认为合并可以通过联合保险效应增加债券持有者的财富。简言之，当合并企业有完全相关的现金流量时，债券的违约风险将会大降低。Galai和Masulis（1976）扩展了这一逻辑思路，认为不协同的合并通过股东财富的减少来增加债券持有者的财富，这两者恰好相互抵消。最近，Shastri（1990）年考虑了合并企业具有不同的风险等级、杠杆水平和债务期限的情况。他认为，合并企业的债券持有者可能从联合保险效应中获益，也可能由于财富占用效应而遭受损失，这取决于目标企业和收购企业的特点。
大量的研究检验了合并对股东收益的影响［参见Kimt和McConnell（1977）、Asquith和Kim（1982）、Eger（1993）、Dennis和McConnell（1986）以及Maquieira、Megginson和Nail（1998）］。关于收购企业债券的结论有多种。Eger和Maquieira、Megginson和Nail发现收购企业在合并宣告时的债券收益的变化是正的；Dennis和McConnell发现它们是值得注意的（少量的）负数；而Kim和McConnell、Asquith和Kim发现它们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关于目标企业的债券各方的意见是一致的；各项研究发现目标企业债券收益的变化是无关紧要的。这一结论是难以理解的，由于目标企业一般相对较小，我们可以认为目标企业的债券价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平均而言，要高于收购企业的债券。目标企业和收购企业股东权益财富效应与这一直觉是一致的。目标企业的财富效应比收购企业的财富效应更加显著。
那么为什么现有的研究没有发现目标企业债券的财富效应？至少有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由于难以债券价格数据，目前的大多数研究都仅有少量的样本。结果，这些研究就不太可能获得足够的统计势来推翻额外收益为零的原假设。另一个重要的限制是可获得的债券的价格质量也相当低。大多数债券没有公开的交易价格，报告的价格是矩阵价格，它是在债券未进行交易或得不到交易商的报价的情况下报出的。“矩阵”包括交易的相似债券的价格，“相似”以债券的等级和期限等特征为基础的。很明显，矩阵价格不能用于度量合并所涉及的债券的财富效应。最后，目标企业债券的重大额外收益的缺乏可能只是由于在以前的研究所检验的期间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它们还没有出现。或许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收购动机和方法的变化以及负债融资的运用的变化，导致债券持有者财富效应的变化。
我们检验了1979年至1997年间的940起合并和收购案中，并购宣告对债券持有者财富的影响。除去以矩阵价格定价的债券，我们的最终样本包含265家目标企业的818支债券和831家收购企业的3,083支债券。与以前的研究截然不同，我们发现了目标企业债券联合保险效应的有力证据。在宣告期间目标企业的债券获得明显的额外的平均1.09%的正收益。更进一步，我们发现目标企业债券的财富效应高度依赖于债券的风险。特别是，投资级（investment grade）的目标企业债券得到平均-0.80%的额外收益，而低于投资级（below investment grade）的目标企业债券在获得平均4.30%的额外收益。额外收益的平均值和它们之间的差别都是高度统计显著的。与此相比，收购企业的债券的平均额外收益仅为-0.17个百分点（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并且收购企业债券的额外收益在投资级和低于投资级的债券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
我们对样本进行了一些另外的分类来研究其收益的决定因素。关于目标企业的结论支持了Shastri（1990）对风险、杠杆和期限等因素的预测。Shastri预测目标企业的债券风险高于收购企业债券风险时，它就会得益。与这一预测相一致，我们发现信用等级低于收购企业的目标企业的债券获得的正的额外收益大大多于信用等级高于收购企业的目标企业债券的负的额外收益。使用无负债股票收益的方差来度量合并前后的资产风险，我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Shastri也预测当合并降低杠杆（也就是，目标企业的杠杆度高于收购企业的杠杆度）时，和当目标企业的债券到期期限适于收购企业债券时，目标企业的债券持有者也会得益。与这一杠杆预测相一致，我们发现，被收购后的杠杆度低于合并前的杠杆度的那一组企业债券额外收益的平均值显著地为正。与期限预测相一致，我们发现债券到期期限短于收购企业的目标企业的债券额外收益显著大于到期期限长于收购企业的目标企业的债券。最后，我们发现当目标企业相对较小，收购不是敌意的，以及收购发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时，目标企业的债券额外收益显著较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目标企业的显著较大的收益与样本中这一时期目标企业债券的临时冒险立约在时间上相重合。
收购企业债券的额外收益展示了截然不同的特征并比目标企业债券额外收益相比具有较少的模式。首先，我们发现债券的合并宣告期间收益在不同的债券等级，或不同的与目标企业相对到期期限，或资产风险变化的前后，或合并造成的不同的杠杆度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其次，与Shastri（1990）的预测不一致的是，当收购企业的债券等级低于目标企业时，当合并后的资产风险低于收购企业合并前的资产风险时，当合并结果导致收购企业的杠杆度降低时，以及当收购企业的债券到期期限短于目标企业时，收购企业债券的额外收益显著为负。但是，与目标企业债券的结果相一致，当目标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大（而不是较小）时，当收购是恶意（而非善意）时，当收购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不是九十年代）时，收购企业债券的境遇更为糟糕。不仅如此，与文献已经证明的合并和收购中股东的收益相似，对债券持有者财富的影响的大小和重要性，对于目标企业债券来说均大于收购企业债券。
最后，我们估计股票和债券额外收益的截面回归来检验目标企业和收购企业的股票和债券的额外收益。回归结果从总体上来说与分类分析是一致的，但是对方程中的那些控制变量非常敏感。对债券持有者和股东额外收益的相关性分析没有提供合并中财富在不同的权益持有者之间转移的直接证据。特别地，股东和债券持有者的额外收益倾向于正相关。
（袁克利整理自the Journal of Finance，Forthcoming April 2004，Bondholder Wealth Effects in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New Evidence from the 1980s and 1990s 作者：Matthew T. Billett, Tao-Hsien, Dolly King And David C. Mauer）
控制利益与自动破产拍卖中对CEO的惩罚
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所有者权益的有限责任特征提供了股东以高风险项目取代低风险项目的激励，导致债权人财富的转出。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管理者的风险转移激励，而不仅股东。然而，风险转移需要CEO参与。我们研究了瑞典的破产登记，这一登记立刻终止管理者的雇佣合同，并且将企业置于公开拍卖。这个自动拍卖机制提供的对管理者的硬性限制，引起数位学者，包括Aghion、Hart和Moore（1992）、White（1996）和Hart（2000），警示登记前的新增的风险转移。但是，我们所提供的理论论据以及经验证据都证伪了这一观点。
总起来说，当CEO的管理地位受到威胁时，对股东的激励和对CEO的激励可能不同。风险转移对于破产企业的股东来说可能类似免费期权，而孤注一掷却增加大了CEO失业的可能性。我们的主要论点是，当CEO从控制中获得个人利益时，她就有一种激励使她谨慎投资以避免破产导致的不利后果。这些不利的后果包括，公司的完全清算，取缔CEO职位，或者作为持续经营主体由另一个CEO掌管进行重组。相反，通过谨慎地进行投资，CEO增加了企业生存的机会，因此，也增加了被拍卖中的买者重新雇佣的机会。所以，我们认为个人控制利益的存在创造了严重危机下的管理者-股东利益冲突，这抵消了风险转移。更进一步，当管理者在企业中拥有大量权益投资时，这一冲突仍然会出现。
管理层激励能够产生谨慎投资这一观念并不新鲜。一个论证充分的理论研究文献表明管理层对其名誉资本的考虑会引起保守主义。我们的贡献是将保守主义与管理者个人的控制利益联系起来，并且实证检验了在控制利益与企业的投资选择高度相关的情况下，控制利益的激励效果。尽管本文主要是一篇实证文章，但是，当名誉资本只与特定的CEO相关时，个人控制利益就只与特定企业相关这一事实，使我们的理论观点非常有趣。更进一步，个人利益通常是不可签合同的，因而不可转移，除非完全购买企业的控制权。例如，一个潜在的重要的个人利益是掩藏不称职和低效率。其他不可写入合同的个人利益有社会声望、额外津贴以及各种形式的财富占用。总起来说，这些控制利益的激励效果与管理者的名誉资本是不同的，这使得我们在经验研究中通盘考虑这二者。
我们的关于管理者保守假设的唯一的经验结论，是CEO被重新雇佣运营重建后的企业的可能性增加了他的控制利益。我们的经验分析将拍卖分为内部买主和外部买主两种情形，前者指将企业卖回旧的所有者。我们的主要结论被内部卖主证实。对于外部买主，我们发现重新雇佣的机会随着管理者品质的提高而增加，但是不依赖于CEO的控制利益。买主关注CEO的品质这一事实表明，形成一个品质信誉可以增加CEO控制利益的期望价值。有趣的是，这一激励机制抵消了控制利益引致的管理者固守职位的倾向。
我们还发现破产登记导致劳动市场对CEO的严厉的惩罚。利用纳税申报单的信息——这反映了所有来源的收入（不仅工资）——我们证明了CEO收入的大幅度下滑。剔除同时期同行业规模相近的未破产企业的CEO收入的变化，其收入损失中值为-47%。对于外部买主来说，剔除CEO品质差异因素，这一收入下滑增加了CEO的控制利益，这大概反映了对职位的担忧。我们关于CEO薪酬的清算期后效应的证据，与Fama（1980）的CEO在前期倾向于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结论是一致的。
最后，我们评估了破产企业拍卖后的业绩。可以证明一个高风险的“孤注一掷”策略如果失败了将产生一个空壳企业。企业可能已经失去关键雇员，也没有多少资产留下来用于重组。由于没有一个样本企业再次上市公开交易，我们使用营业利润和再次破产登记率来说明企业经营的健康状况。有趣的是，作为持续经营主体出售的企业一般与它们的行业竞争对手取得同样的经营业绩。我们还指出，再次破产登记率随着CEO控制利益和品质的提高而下降。总的来说，我们的关于经营业绩的证据表明，拍卖中的买主成功地筛选了CEO的品质，但是，这不能支持风险转移假设。
论文的其他部分是这样组织的，在第二部分，我们建立严重财务危机中CEO的投资激励模型，分析在何种情况下控制利益导致管理者的保守主义。这一部分也拓展了论文中主要的可检验假设。第三部分说明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第四部分提出我们的实证分析，而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结论。
（袁克利整理自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Forthcoming，June 2003，Control benefits and CEO discipline in automatic bankruptcy auctions，作者：B. Espen Eckbo and Karin S. Thorburn）
分拆剥夺债券持有者的财富吗？
从债券持有者到股东的财富转移是被用于解释分拆宣告时股东收益的几个假设之一。但是，以前的实证研究没有发现支持财富剥夺假设的系统的证据。运用包含大量债券数据的大样本，我们发现财富剥夺的证据。平均而言，债券持有者在分拆宣告当月遭到反常的损失。但是，即使考虑了债券持有者财富的损失，分拆宣告日公开交易的债券和股票的价值增加了，表明财富剥夺假设不能完全解释股东的收益。在解释债券持有者的巨大的损失时，我们发现它们是被分拆子公司的损失和母公司财务风险等级的函数。与债券持有者的损失相一致，企业在分拆后更可能降低信用等级而不是提高信用等级。另外，与财富转移假设相一致，股东的收益越大，债券持有者的损失就越严重。
（袁克利整理自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Forthcoming，October 2003，Do Spin-offs Expropriate Wealth from Bondholders，作者：William F. Maxwell and Ramesh P. Rao）
并购重组是否创造价值?——中国证券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并购重组一直是各国证券市场上理论与实践的热点。目前在中国必须加强研究并购重组问题，这是因为并购重组已经超越新股发行（IPO）市场成为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最主要环节。“并购重组是否创造价值”是并购重组研究中的首要课题，因为正确认识并购重组的价值效应，有利于企业科学决策，并且是确立立法与监管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在中国，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价值效应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对于目前以ST公司等绩差上市公司的重组为代表的并购重组市场，业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并购重组能够实现中小股东、收购方/重组方、债权银行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多赢”局面。而反方观点则认为，这样的并购重组只会导致社会资源向低效企业的逆向配置，破坏市场规则，并增加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文献回顾：国外研究发现成熟市场上并购重组过程中目标公司股东收益要远远高于收购公司股东收益；国内对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绩效问题所作的零星的实证研究表明，并购重组在一定程度能够改善公司绩效、提升公司价值。
本文将并购重组分为股权收购、资产重组与吸收合并3大类，收集整理了1993-200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事件，总计1216个样本。本文对并购重组创造价值与否的判断标准是考察对目标公司和收购公司股东的经济价值的影响，包括股东是否通过并购交易得到了正常或超额的股票收益率，以及从长远来讲并购交易是否改善了企业的财务业绩。本文针对以上样本，依次分析并购重组前后的平均股价、累积平均收益率、累积超额平均收益率（事件研究法）以及并购重组披露前后各3年的财务指标（会计研究法）.上述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的实证结果高度一致，互为补充，得出了以下可信度较高的结论：并购重组为目标公司创造了巨大价值，目标公司财务指标有所改善；而对收购公司股东收益和财务绩效却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样本的价值效应虽然为正，但由于收购公司的样本非常有限，在总体样本中占的比例很低，所以还难以确定并购重组的双边综合效应。由于上市公司在并购实践中多为目标公司，并购重组提升了上市公司质量，为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但对全社会的净效应不明朗。
经典理论一般从并购动因角度解释并购重组价值效应，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流行的并购动机的理论主要有三种：协同效应、狂妄假说和代理动机。协同效应动机理论解释并购重组能在经济转轨中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根源；狂妄假说与代理动机解释收购公司为何受损。本文提出以下“体制因素下的价值转移与再分配”的新假说：有些并购重组本身不应该发生，或发生后并不一定会创造价值，但是会由于体制因素，导致以转移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为代价提高并购公司的价值，这实际上是利益/价值在并购公司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再分配或者转移。本文认为虽然协同效应、狂妄假说、代理动机等动机或理论假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价值效应，但体制因素下的价值转移与再分配假说更有说服力，它既反映了中国现状，也可以看作是本文实证结果的主要原因与解释。
（杨德玉整理自《经济研究》2003年第六期 作者:张新）
公司治理结构悖论：提出与解读
目前关于公司治理的不同研究结果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个悖论，即控股股东对小股东利益的侵占是公司治理绩效改善的必要代价。控制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形成了基于控制收益与搭便车收益的分歧和整合基础之上的委托代理关系。对此，本文基于企业融资合约的性质解读这个悖论，并指出股权结构的形成实际上只是要素所有者机会主义强度的一种均衡。因此，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是没有任何存在理由的。
通过对企业融资四个特点的概括，本文将企业融资过程定义为是市场中一种不完备要素资本化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这种认识与传统的融资理论有很大的区别。传统的融资理论都将企业的融资过程当作一种资源的配置过程，但作者认为，这种分析忽略了融资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企业融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有关要素使用权的交换关系，因此从交易合约理论的角度出发研究其内在规律也应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起点。企业不但是一种契约结构，而且更多的是一种专业化的生产机构。因此企业融资过程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市场中不完备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其履行包括要素投入相应的企业，资产在企业内使用，企业在外部市场上进行资产服务交易合约的签订以及依据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进行要素未来增值的分配等。因此融资过程连接着要素市场和资产及服务市场，将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与资产及服务交易合约连接在一起，从而成为要素所有者与最终消费者连接起来的一座桥梁。要素所有者为了获得资本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他们之间是不会相互排斥的，因此在融资过程中形成的资本结构中既有大股东也有小股东。本文对现代企业理论关于控股股东存在的理由提出了五点质疑.
在企业融资合约性质理解的基础上，文章对公司治理悖论进行解读：首先，既然我们将企业融资过程定义为是一组不完备要素资本化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那么股权结构就是权益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安排，而要素所有者决策行为是服从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特征的。具有机会主义行为的要素所有者追求的并不是公司价值最大化，而是其投资回报率的最大化。由于利润预期差异和投资能力的不同，要素所有者并不是占有公司的股权份额越大越有利，每一要素所有者在股权结构中的份额最终将取决于各自的机会主义倾向的强度。因此股权结构的选择实际上只能是要素所有者机会主义强度的一种均衡，其均衡点是要素所有者从总投资规模中获得的边际报酬等于其独立投资或投资于其他项目的边际收益。文章进一步论述，股权结构和公司绩效不应存在稳定的对称关系；其次这个悖论的论述始终隐含着一个前提：大股东与企业经营者始终具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函数，这与随着股权的集中形成的内部人控制模式不一致；同时这个悖论否认了小股东能动性的表现，造成小股东不愿参加公司治理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搭便车和参与成本的考虑，而在于现行所有权制度安排的约束，中小股东在现行所有权制度安排的约束框架内其权利配置遭到了歧视。文章最后指出，公司治理问题的悖论其实并不是悖论，这种论点实际上是为控股股东剥削中小股东提供某种理由。因此如何加强对控股股东控制权收益的监督，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杨德玉整理自《财经研究》2003年第九期 作者：钱春海，欧阳令南）
中国国有资产控制方式与控制力的现状
从1990年以来，中国国有资本在抓大放小的方针下逐渐实行了战略调整，国有经济的控制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的普查数据，本文测度了国有资产对经济的控制力以及调控方式的量与质的变化。这次普查共包括了510.7万个法人单位，其中有302.26万个企业法人单位，覆盖了中国所有产业，详细地记载了2001年底中国经济中国有资产的控制状况。
通过对普查数据的分析，作者认为国有资产的控制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归纳起来共有七个特征：
（一）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中，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已经不到15%，公有制在企业数目的层面上已经不占优势。国家绝对控股企业数比例的下降只是从动态的、相对的意义上说的，是由于新进入的非国有企业的急剧增加才出现的现象。进一步分析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或外资进入不多的地区，国有控制方式的转换就越慢。而原来国有经济绝对占优势的北京、上海等地区，会迅速转换国有经济的调控方式，说明国有经济原有的基础不是决定国有经济调控方式变换的主要原因，而迅速对国内民营资本与外资开放，才是变换国有经济调控方式的根本契机。
（二）目前，国有资本的控制方式仍是以绝对控股方式为主。
（三）在企业实收资本的构成中，公有（国家+集体）资本仍占绝对优势，比重达53.06%。这说明，就资产的控制权来说，到目前为止，公有资本把握着绝对的控制权。但地区之间差异较大。集体经济的作用已经淡出。
（四）国家资本通过企业法人资本的调控作用不可小视。国家资本在全部企业法人单位的资本中占有比例高达53.45%，说明国有资本对当今中国经济的控制权是稳固的。
（五）在全体企业实收资本中，国家绝对控股的企业与相对控股的企业的资本之和，仍达56.27%。
（六）国有资本已经显著地进行了战略调整与转移。到目前为止，国家资本在非垄断的产业已经不占优势。
（七）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在大部分产业中仍保持着控制力。
因此，通过转换国有资本的调控方式，中国仍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国有资产的调控目前仍主要以绝对控制的方式实现，而绝对控股的国有资产一般只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作，不利于利用递增的规模报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我们的国有资产还应怎样进一步转换调控方式，降低国有绝对控股的比例，扩大相对控股的范围和比率，才能更有效的发挥作用。
（杨德玉整理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三期作者：平新乔）
薪酬激励在我国公司治理中的运用
所谓薪酬激励机制就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将有关人员的个人利益和公司的长远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这部分的人员为公司和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尽心尽力。中国公司的激励机制是从1984年开始酝酿探索的，为寻求对企业高层管理者产生长效的激励效果，国内许多上市公司将西方股票期权制度进行变通，制订出适合本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到今天为止，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虽然形式不断翻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企业“无股可期”；股票期权制与现行法律、法规或政策相矛盾；资本市场不发达、不完善制约股票期权制；产权不明晰，缺乏合格的授予主体。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如何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解决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经济犯罪、企业效益严重滑坡、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一直是国企改革的难点和焦点之一。我国为此实行过承包责任制、总经理负责制、资产经营责任制、委托代理制、新三会和老三会相结合、年薪制等，效果均不理想。由于国内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占控股地位，股东大会基本由大股东控制，董事会成员基本由国有股股东提出的候选人担任，监事会往往形同虚设。如果推行股票期权计划，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选择高层管理人员的非市场化特征明显；大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可能为了私利联合侵犯中小投资者利益，甚至使国有资产安全受到威胁。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国家的放权让利，国有企业的经营人员获得了较为充分的企业经营自主权，在货币收益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控制权收益激励就成为对他们最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为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对国有企业经理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导致了控制收益权的扭曲。
文章最后提出薪酬制度改革的建议：抓紧修改《公司法》、《证券法》中与建立有效、灵活的激励机制形成障碍的条款；改革国有企业领导人的任免制度，完善职业经理人才市场；更新观念，保障合法收入；建立有效的业绩评价体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制衡关系是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在薪酬激励中应重视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励约束机制的制度安排。
（杨德玉整理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三期作者：李跃平）
审 计
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和审计质量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审计意见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审计质量至少包括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能力两个方面。目前对审计质量的决定因素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很少，本文从考察审计市场集中度对审计质量产生的影响研究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既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又采用了多变量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规范的实证研究。
作者首先对已有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价。DeFond，Wong和Shuhua Li（2002）研究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提高对审计市场集中度的影响，结论是在实行新独立审计准则之后，中国的证券审计市场存在着与上市高质量审计的规避倾向。吴溪（2001）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考察了1997~1999年我国证券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和审计师独立性的变化，结论是中国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市场集中度偏低，提出有必要在我国构建“寡占型”的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作者指出了这些研究存在的不足：一是仅仅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来说明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独立性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二是将审计质量等同于审计独立性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本文的实证研究以1998~2000年期间上海和深圳证交所所有A股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数据为样本，对参加年审的事务所数、年报审计上市公司数、出具无保留意见、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以及前10名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家数和比例做了描述性统计。
通过对样本的分析，作者从三个方面提出了以下三项假设：（1）客户资产规模与审计质量。假设1：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随着其客户资产总规模的增加而增加；（2）事务所性质与审计质量。假设2：中外合作事务所审计质量优于国内事务所；（3）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审计市场适度集中，大规模事务所之间存在竞争，审计市场处于垄断竞争状态，这样既不会由于垄断而导致审计质量的下降，也不会由于竞争而导致审计质量的下降。假设3：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是其市场集中度的倒U函数，即审计质量随着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先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后降低。
为了研究我国市场质量与审计集中度的关系，作者采用如下变量：（1）被解释变量：审计质量（Qt），Qt为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在某年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占当年所有审计比率；（2）解释变量：市场集中度（CRt），指每年单个事务所客户数占证券市场客户总量的比率；出于平稳化考虑，选取客户资产规模（ASSETSt）的对数指标；（3）虚拟变量FORMt，当事务所为中外合作时，FORMt为1，当事务所为国内事务所时FORMt为0，作者建立模型：Qt=a＋b1×CRt＋b2×CRt ＋c×㏑ (ASSESTSt)＋d×FORMt＋ε 。并对这个非线性模型采用循环线性化法进行估计。结果证明第一、三个假设成立，但第二个假设并不成立，原因在于：一是选择中外合作事务所进行年报审计的公司大多是业绩优良的公司，因而中外合作事务所很少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二是中外合作事务所的从业人员绝大多数是从国内招聘的员工，其专业胜任能力并不强于国内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三是随着独立审计准则的颁布实施及审计市场的成熟，国内事务所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风险意识逐渐加强；四是可能由于样本的局限。作者得出了极大值点7.4，即1998~2000平均来说当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达到7.4%时其审计质量最佳，即当市场上拥有约14家事务所时达到最佳，因此，作者认为应构建“寡占型”的市场是提高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的必要途径之一。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建议有必要在我国构造“寡占型”的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结构，大力培育较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形成规模经济性，这不仅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在会计服务业进一步开放后，增强与实力雄厚的国际性会计公司进行竞争的能力。
（方修宇整理自《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作者：刘明辉 李黎 张羽）
关于使用者对审计报告的理解与评价的问卷调查
作者从被调查者对修订审计报告标题的态度、被调查者对审计范围与责任划分的理解、被调查者对拟修订的范围段的评价与理解、被调查者对意见段中删除“一贯性原则应用”的评价、被调查者对将审计报告修订为与国际审计报告模式相协调的模式的意见、被调查者对在审计报告其他修改意见的态度等六个方面制作了调查问卷，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关于修订后的审计报告的理解与评价。（1）只有超过1/4的使用者赞同修改审计报告标题，他们中有近半数选择“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报告”作为标题，也有1/4强的被调查者不赞同修改审计报告的标题；（2）对审计范围理解正确的只有六成多，只有约一半的人正确理解了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的划分；（3）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同意增加段落和内容，但对增加内容所传递的信息的理解不太正确、不全面；（4）有近3/4的被调查者不同意删除“一贯性原则应用”的结论；（5）对于将现行标准审计报告模式修订为与国际标准审计报告模式相协调的模式，赞同的远远超过反对的，说明多数被调查者赞同拟修订后的标准审计报告模式。
关于修订审计报告的其他意见。（1）在增加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方面，有近半数被调查者同意在审计报告中增加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健全性与有效性，有无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情况、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价，被调查者中的1/3强赞同在审计报告中披露审计中发现的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所有重大错报；（2）有3/4强的被调查者不同意将原会计报表审计意见的表述修改为“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公允反映的”。
根据调查结果和分析，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尽可能提高审计报告的可理解性，尽可能用通俗和大众化的语言做出较详细的表述，职业界应当加强对使用者的教育，提高他们对审计报告的理解程度；二是改进一些内容在审计报告中的表述方法，在审计报告中尽可能使用明确表述法，特别是那些对使用者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观念，直接、明确地表述注册会计师希望向使用者传递的信息；三是增加对审计报告使用范围与责任的表述；四是职业界要加强对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教育。
（方修宇整理自《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作者：朱锦余 徐融 彭家生）
关于审计的若干理论思考
审计是否是一种最有效的经济监督形式，怎样才能保证审计达到最佳监督效率，怎样才能建立有效的市场监督体系，如何保证审计监督体系的有效分工和有效协调是当前我国审计实践中存在的需要探讨的问题。
监督制衡，何者更为有效？这不仅表现在所有者与审计的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审计与经营者或被审计企业的关系上，就后者而言，审计是着重于监督被审计者，问题即在查错上，还是更在于防错上，历史地看，审计的方法和审计的内容经历了由直接查账向内部控制制度评价的变迁，这种变迁实质上意味着审计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建立企业内部各部门各环节的相互制衡关系上。实践上，内部控制中通常把内部牵制作为其核心内容对待，就是基于内部牵制是企业内部的一种自制衡机制，可以结论，审计面临着两个基本的趋势：一是对审计的再监督会更多地向审计关系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制衡转移；二是审计对经营者或被审计企业的监督会更多地向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特别是内部牵制转移，也就是让企业内部建立健全有效的制衡机制比之于审计从外部监督或许更为重要。
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是否应该统一于一个审计主体？国有财产所有者是唯一的代表其行使所有权监督的主体，也应该是唯一的。两权分离后，经济监督权分成为代表所有者的所有权监督和代表使用者的行政权监督或经营者的经营权监督，任何监督都是附着于权力之上的。对于行政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进行所有权监督只应该由审计来进行，且监督的主体也必须是唯一的，这就决定了政府部门不能以代表所有权监督主体的身份来审查国有企业。监事会（原工委所属的监事会）也不能与国家审计并存对国有资产的使用和经营状况进行审计，他们必须合二为一，民间审计处于第三者的独立地位，更容易反映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因此，国有控股企业应由民间审计，同时，民间审计与委托审计人之间的制衡关系，使其对国有独资企业进行审计也有比较优势。
企业内部审计的基本架构如何建立更为有效？在公司制企业，通常设立了监事会和内部审计部门两个基本的审计层次。监事会产生于两权分离，由于我国公司的董事会主要是股东型的，由监事会监督董事必流于形式，因此设立独立董事和审计委员会比设立监事会更为有效。内部审计的产生是由于公司内部不仅存在股东大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还存在作为公司法定所有权与公司部分资产经营权相分离，一般来说，如果公司不存在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经营权的分支机构，在公司内部就没有必要设立内部审计部门。
（方修宇整理自《审计研究》2003年第4期，作者：谢志华）
会计师事务所法律组织形式的企业理论观点
——为什么应采取合伙制而不应采取有限公司制
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应采取合伙制而不应采取有限公司制的相关理论观点；综合地运用企业理论,从所有权结构、内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生产要素特点和内部决策程序四个角度层层剖析和总结了事务所应采取合伙制的企业理论依据；最后给出了简短的政策建议。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是从企业理论出发的专门研究,而国内理论界大都仅仅从事务所的外部关系出发探讨其外因；国外理论界只是在讨论企业的所有权与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与监督、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等问题时将事务所作为一个例子附带加以讨论。
为什么事务所应采用合伙制,而不应采用有限公司制呢?目前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合伙制可以提高事务所的风险意识,促进审计人员在执业的时候小心谨慎,保持执业操守,遵守职业纪律和职业道德,从而保证审计质量。
为了对“事务所应采取合伙制而不应采取有限公司制”这一命题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和深入的分析,文章借鉴企业理论的观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1.所有权结构与其法律组织形式的关系:剩余求偿权与控制权的对应；2.内部代理问题与其法律组织形式的关系:监督与激励的平衡；3.事务所的生产要素特点:劳动者管理型企业的普遍条件的具体应用；4.内部决策程序与其法律组织形式的关系:决策的有效性。
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为:在不考虑企业生产要素特征的限制时,所有类型企业采取全员合伙制可以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由于企业内部监督与被监督分工的性质,在现实中“部分合伙制”必然代替“全员合伙制”；事务所生产要素特征,决定了事务所符合合伙制的要求；事务所采用剩余求偿权集中于部分代理人的“部分合伙制”也是符合现实的。
（徐正刚整理自《会计研究》2003年第7期，作者：朱小平，叶友）
审计独立性之风险：一个分析框架
独立性风险是研究审计人员独立性问题的核心。然而,许多讨论独立性风险的文献通常只专注于某单一因素对独立性的影响,忽视不同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忽视了独立性风险产生的前因后果,从而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影响独立性风险的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最终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本文则在一个单一的分析框架内评估影响独立性风险的相关因素及其后果,以对为降低独立性风险而作的独立性制度安排的有效性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多元视角。这一框架以独立性风险为概念基础,包括独立性风险产生的环境前因、环境前因的减缓因素、独立性风险的潜在后果。
独立性风险产生的环境前因包括两个方面:诱因和以判断为基础的决策。其中诱因可以分为:直接诱因和间接诱因。直接诱因涉及现实的或潜在的财务利益，间接诱因则与一些具体而特殊的环境状况有关。以判断为基础的决策可以分为三类:疑难会计问题、审计范围与行为决策及重要性判断。
存在独立性风险的环境前因并非意味着一定导致低质量审计,因为还有一系列的因素可以减缓独立性风险,这些减缓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治理、管制性监管、会计公司政策与文化及审计师的品性。也许某些因素的单独作用并不足以减轻或消除独立性风险,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以对独立性风险起到一个很好消减效果。
独立性的缺乏将会影响相关利益方对审计价值的认同。从短期来看,独立性风险的增加,审计客户可以从中受益,而投资者与债权人则需在短期内承担审计客户转嫁的成本与风险。对审计师来说,他们获得因采取客户倾向策略而导致审计收费的增加或连续,同时承担独立性风险的增加所需支付的潜在成本。从长期来看,独立性风险的增加则会对各方均产生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一个完整的独立性风险分析框架表明,独立性风险是直接或间接诱因和以判断为基础的决策组成的环境中运作的结果。然而,独立性风险的环境前因只是低质量审计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公司治理、行业监管、会计公司政策与文化、审计师品性等因素的有效组合可以有效地减缓独立性风险。独立性风险会对资本市场各参与方产生不同的长短期影响。
（徐正刚整理自《会计研究》2003年第6期，作者：裘宗舜，韩洪灵）
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国际变革
审计委员会制度因财务报告舞弊案件而生，其历次重大变革也无不与公司治理危机和财务舞弊案件有直接关系。一般认为，审计委员会制度起源于1938年发生的美国麦克逊·罗宾斯公司舞弊案。针对此案， SEC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均建议“由公司的非执行董事组成一个特殊的委员会来选择公司的审计人员”。这个特殊委员会便是后来的审计委员会。但审计委员会制度发展缓慢， 直到1970年美国“水门事件”的爆发，才引起了人们对审计委员会角色与责任的广泛讨论。SEC分别在1972年和1974年发布第123号、165号会计系列公告（ASR），强制要求上市公司建立审计委员会。1978年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通过一份“审计委员会政策公告”，要求凡是股票在该市场挂牌交易的公司，都必须建立审计委员会。从此，审计委员会制度开始在美国以及越来越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普及并迅速发展。
关于审计委员会的功能，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1987）将界定为报告、监管和控制。Louis Braiotta（1999）将审计委员会的基本功能概括为规划、监督和报告三个方面。但许多文献的研究表明，审计委员会制度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其公司治理效应并不明显。
以安然、世通、维旺迪环球为代表的跨国公司舞弊案对美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反思时，人们越来越多地感到这与审计委员会制度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存在直接关系，因此改革的呼声日盛。作为改革的最终结果，2002年美国国会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其中对审计委员会制度所做的详细规定，也促使SEC和证券交易所对上市规则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此同时，英、法、加、澳等国和欧盟也纷纷效法美国对已有的审计委员会制度进行修订，或出台全新的规定，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审计委员会制度变革的热潮。
至于审计委员会制度变革后的新特点，文章认为，总体讲，变革后的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和功能可划分为监督、复核、沟通和报告四个方面。其中监督职能突出对审计师独立性、内部审计、财务报表完整性和非审计业务的监督；复核职能的重点是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其次是会计政策；沟通职责强调了全方位的沟通，如选择和终止与审计师的合同、定期举行联合和独立的会议、就重要会计政策、备选会计处理方法、致管理当局函等与审计师进行讨论；报告职责是向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报告。具体来讲，有以下4方面特点：1. 强化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专业胜任能力；2. 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3. 强调审计委员会对非审计服务的监督和批准；4. 倡导审计委员会与各方作全方位沟通。
（徐正刚整理自《中国注册会计师》2003年第9期，作者：王光远，刘秋明）
试论审计风险模型的改良
本文主要研究审计风险模型的改良，旨在建立新的审计风险模型并能够对审计终极风险进行计量。作者首先分析了AICPA1983年提出的模型(审计风险＝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指出该风险模型存在的缺陷: 1.只定性分析审计风险；2.审计风险因素不全面；3.无法描述道德风险；4.对审计风险的表述不完整。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审计风险计量模型思路，即审计风险可以通过概率模型和金额模型来描述。前者用来反映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后者用来计量审计主体遭受的损失。而且审计风险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审计风险一般是指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以及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包括误受风险形成的终极审计风险和误拒风险形成的审计成本的增加。广义的审计风险是指审计行业因审计风险而可能遭受的损失，一般表现为因审计失败而引起的中介市场份额的减少或业务范围的受限。由此，审计风险可用如下模型描述：
审计风险＝审计主体可能遭受的损失
审计风险概率＝审计主体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审计风险值＝审计主体可能遭受的损失值
终极审计风险＝会计师事务所可能遭受的法律赔偿损失
误拒风险＝会计师事务所可能增加的审计成本
审计行业的审计风险＝审计行业可能遭受的损失
具体的计量模型如下：
终极审计风险概率＝P1×P2×P3
终极审计风险值＝KC×P1×P2×P3
审计行业风险概率＝P1×P2×P3×P4
审计行业风险值＝审计业务范围的受损或审计份额的下降
式中：C是指审计给审计关系人造成的客观损失；
K是指赔偿系数；
KC是指审计主体赔偿的金额或双方达成的和解赔偿金额；
P1是指审计过程给审计利益关系人造成客观损失的概率；
P2是指审计利益关系人提起诉讼的概率；
P3是指审计主体法律赔偿的概率；
P4是指审计行业受损的概率。
改良后的模型揭示出了社会公众对审计期望值与审计主体防范限度之间的差距以及法律界对审计责任认定与审计主体以自我为中心的控制模式之间的差距。且审计风险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另外，该模型不仅能够计量由误受风险产生的终极赔偿风险，还能描述误拒风险，并揭示审计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徐正刚整理自《中国注册会计师》2003年第8期，作者：李骞）
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控制理论研究
“银广夏事件“与“安然事件”均发生在2001年中，这绝非偶然。中国与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各自都有自身的问题和相应原因；但是无论怎样，经过会计职业界冷静反思后，恐怕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重视审计质量问题。或许可以认为：审计质量是注册会计师审计执业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本书基于解决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问题的考虑，建立了这样的一种逻辑思路：首先通过重新界定审计质量内涵，在确定审计质量控制范围的基础上，分析了审计质量的市场效应，设立了审计质量目标与控制审计质量的标准，并对我国审计质量控制研究的现状进行作了概括考察，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其次，对行业自律体制下审计质量控制的宏观模式进行了讨论，以给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提供经验；第三，对政府监管体制下审计质量控制的宏观模式作出了探讨，以便为我国现行相关制度改革提供借鉴；第四，研究并设计除了用于三种不同机构的审计质量评价指标，以便考核审计质量的形成过程；第五，分析了可以采用的各种主要的审计质量控制形式，为恰当选定控制形式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研究了审计质量控制的内容，可以为会计师事务所正确制定审计质量控制政策与程序提供重要参考。
（薛清梅整理自《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控制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版，作者：冯均科）
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审计报告行为监管视角与经验证据
本书采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审计报告行为为主线，专注于监管视角，对一些具体的审计报告行为（例如在审计报告中提及持续经营问题或提及其他主体等）和特殊背景下的审计报告行为（例如专门针对微利公司或发生了审计师变更的公司等）进行了研究。
全书分为八章，第一章研究了脱钩改制、独立审计准则与审计报告行为，通过对注册会计师以持续经营不确定性为主发表的不可避审计意见的考察，检验了脱钩改制和独立审计准则对具体审计报告行为的影响；第二章考察了以持续经营不确定性为主的不可避审计意见的变通行为，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注册会计师针对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所发表的审计意见有很强的不可避性，但是在表述形式上表现出比较强的可变通性，而且主审会计师事务所的特征对注册会计师的意见表述具有显著的影响，部分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由于审计独立性的减损而变通审计意见，降低了审计质量；第三章考察了可避性审计意见的潜在意见变通行为，检验了注册会计师在保留意见与带解释说明段无保留意见之间的选择行为及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作者得出结论认为挡上市公司当期净资产收益率处于敏感区间时，注册会计师更倾向于发表带解释说明段的无保留意见，上市公司通过非主营业务利润实现其账面净利的幅度越大，注册会计师越倾向于发表带解释说明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而且如果上市公司在上期被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那么本期的审计意见类型更有可能还是保留意见，但是上市公司在审计师选择上的特征对其被出具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不明显；第四章在第三章基础上纳入了2001年度的样本观察值，着重检验了中国证监会14号文的政策效应，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对于2001年度被发表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账面盈利公司而言，中国证监会14号文对主审会计师事务所在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选择行为上并未显示出显著的遏制效果，而且在2001年按上市客户数量排名前10位的会计师事务所反而表现出更强的审计意见变通倾向；第五章将着眼点放到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出具上，以具有明显盈余管理迹象的微利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注册会计师发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影响因素；第六章考察了提及其他主体的审计报告行为，发现不同主审注册会计师的行为措辞存在较大差异；第七章通过2001年度审计师变更的经验证据考察了市场禁入的监管信号和审计报告行为，研究结果支持证券审计市场的年检制度，认为年检制度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行为；第八章对研究思想、经验发现、政策含义进行了总结与阐述，同时也分析了2002年我国审计市场的新动向，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薛清梅整理自《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审计报告行为监管视角与经验证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第1版，作者：李爽、吴溪）
一项关于公众会计公司合并与竞争的研究
该报告是就大型会计公司之间合并而展开的一项研究，其主要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几个：1，促成20世纪80－90年代会计公司合并浪潮的关键因素；2，审计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对大型公众公司选择余地的影响；3， 合并对审计价格，审计质量以及审计独立性的影响；4，合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5，小型会计公司进入顶级行列所面临的障碍。
该报告认为大型会计公司的合并是由众多因素促成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1）跟上其所服务公众公司规模的日益扩大及其业务的全球化进程；（2）利用其现代化经营手段和技术能力获取更大的规模效益；（3）扩展其服务所涉及的行业领域并获得专有技术。此外，合并还使得会计公司可以迅速扩充其资本并维持他们相对与更大竞争对手的规模。
虽然公众公司审计服务市场的集中度在提高，但目前却没有发现审计服务市场上的竞争遭到削弱的经验证据。为了评估当前高度集中的审计服务市场是否一定和价格竞争相矛盾，该报告选用了一个简单的纯价格竞争模型，在该模型中客户完全基于价格来选择审计师。模型的模拟结果非常类似于当前的实际市场份额，其结果表明二者并没有必然的矛盾。合并对大型公众公司的影响最显著，他们所需要的是那些拥有各类人才并拥有针对各行业的专业技能，地理位置上覆盖面大并具有良好国际声誉的会计公司，因此选择余地很小。在很多情况下，公众公司选择审计师的余地由于潜在的利益冲突而进一步受限。
在会计行业已经并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该报告认为将合并对审计价格，审计质量和审计师独立性的影响区分开来是很困难的。该报告没有找到会计公司之间的合并对资本市场产生直接影响的证据，且将来这种影响将会怎样也是不确定的。
最后，该报告还发现了小型会计公司进入大型公众公司审计市场所面临的显著障碍。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小型会计公司一般都缺乏审计大型复杂公众公司所需的人员，专门技术和全球业务网络；2，资本市场参与者十分熟悉4大，在建议公司使用他们不熟悉的会计公司时都表现的很犹豫；3，4大之外的其他8家最大的会计公司都声称与审计大型公众公司相联系的诉讼风险和保险费成本之高使得进入这一市场的吸引力远小于其他的增长机会；4，通过扩充资本量来构建审计跨国公司所必须的基础条件也是很困难的，这部分原因在于会计公司的合伙制结构限制了其外部融资的能力；5，某些州法律使会计公司全国性扩张也变得十分困难。
（徐正刚整理自www.gao.gov/cgi-bin/getrpt?GAO-03-864. 2003年7月，
作者：DaviM.D’Agostino Director, Financial Markets and Community Investment）
以审计环境为逻辑起点构建审计理论体系
审计理论结构是指审计理论诸要素及其相互联系的组合,它本身就是一个逻辑系统。研究审计理论结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以什么作为逻辑推理的出发点。
由于不同学者研究范式的差异,导致对逻辑起点存在不同见解。理论界存在着审计本质起点论、审计动因起点论、审计对象起点论、审计职能起点论、审计目标起点论、审计假设起点论、审计环境起点论、哲学基础起点论、理论基础起点论、财务责任起点论以及目标与假设双重起点论、审计性质与目标双重起点论、环境与目标双重起点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起点论等多种不同观点
笔者认为将审计环境作为构建审计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更为恰当。理由有六点:第一，审计环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审计系统中最简单、最普遍、最常见、最基本的现象；第二,审计环境是审计系统本身与影响审计的外部因素的结合体,审计环境具有联结理论与实践的功能；第三,审计环境构成审计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是推导其他抽象的审计理论与概念的基础；第四,审计环境反映了审计根本属性,决定着审计的需求与供给,是整个审计体系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第五,审计环境蕴含多样化研究方法；第六,审计环境是衡量审计系统是否先进、科学的基本标准。
以审计环境为起点,笔者构建的审计理论体系如下: (一)审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前提与导向：分别是审计环境、审计假设和审计目标；(二)审计基本理论：指可以通用于任何独立审计活动的各种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审计理论。它是审计理论的精髓,由审计导因、审计概念体系、审计性质、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审计职能、审计原则等构成；(三)审计规范理论：是指在审计基础理论指导下按照审计实践的基本规律而建立的一种审计理论，由审计职业技术规范理论、审计质量控制规范理论和审计职业道德规范理论等内容所构成；(四)审计应用理论：是在审计基本理论和审计规范理论指导下建立的一种旨在指导审计实务、提供操作指南的审计理论。它包括审计组织理论、审计操作理论和审计控制理论三个有机部分；(五)审计相关理论：是从事审计理论研究和审计实践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其他学科理论,主要包括哲学理论、系统科学理论、经济学理论、财务和会计理论、管理科学理论、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理论等。
（徐正刚整理自《审计与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作者：刘明辉）
美会计监管机构发布新审查规定
《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会计监管委员会――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批准了一项规范该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和调查活动的法规，其中包括委员会进行的秘密调查。
该委员会一致表决通过推行这项规定。如果获得美国证监会(SEC)的批准，这项规定将取代目前会计师事务所使用数十年监管办法。该委员会是根据去年国会通过的，有关公司治理结构的Sarbanes-Oxley法案而设立，它规定对有关会计师事务所的调查审计报告不准公开，除非犯错的事务所在今后的十二个月内未能改正错误。该委员会主席William McDonough称，保密性条款可以使事务所免于在公众的众目睽睽之下改正自己的错误，审计效果更佳。
据通过规定显示，该委员会将对所有审计100家上市企业的会计事务所进行年度审查，较小的事务所每三年审计一次。委员会和证监会视需要，可以进行特别审查。
（朱荣 整理自：中华财会网(www.e521.com) 2003年10月1日）
首家独立董事自律组织成立
全国第一家独立董事自律组织——浙江上市公司协会独立董事委员会昨日在杭州成立。中国证监会杭州特派办主任王宝桐在会上强调，辖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数量到位后，要从制度上保障其在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就如何进一步发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作用，王宝桐提出五点要求,并强调指出独立董事必须发表独立意见的八项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包括重大关联交易、提名和任免董事、聘任或解聘高管人员、公司董事和高管人员薪酬等。所有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必须存档保存和报备。
（朱荣整理自《国研网》2003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