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档案

    中午看了会《资治通鉴》，里面的首册第二卷夏纪中“大禹”、“帝启”中记述了这么一段文字：“禹尝荐益于天七年。禹崩，在位九年，寿一百岁。益避位于箕山，天下之人，不归益而归后，启乃即天子之位。”这里面讲到了大禹在位时确定了他的相伯益继位。可见，大禹认为帝王之位并不是个人私职，所以传位应该坚持传贤不传子的原则。但是到了禹死后，益不知为何躲到山中逃避继位，再加上天下的老百姓都感恩于禹的贤德，所以都支持大禹的儿子启继位。于是启就“名正言顺”的当上了皇帝。后来，传子制度就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历代帝王都传子不传贤了。这段历史的真实性现在很难考证，不过传子制度的起因应该是源于此了。
        且不说，这个传子制度合不合理，光是它的来历就让人生疑。大禹在当时的年代可谓威望甚高、众人皆仰，按道理，禹在死前的第七年就已经明确将帝位传给伯益，传贤不传子的原则是十分清楚的。大禹生前为了百姓社稷，鞠躬尽瘁，大公无私，这样的人，临死前不大可能突然变更主意要启继位。而伯益身为一代贤相，治国能力和贤德是不必说的，又是大禹钦点的继承人，为什么大禹刚死，他就躲到山上不继位了呢，这里面的原因实在耐人寻味。我斗胆猜测一下伯益当时的处境，很可能大禹在死前，把传位于启的遗训告诉了伯益，而自己七年前的誓言又不能违备，所以伯益才会避位进山，利用民众对大禹贤德的感恩之心，暗中稍作煽动便让大禹之子启“顺其民意”登上了王位，也算了却了大禹死前的心愿。至于后来各朝各代都把传子制度规规矩矩地继承下来也是常情，毕竟把基业传给自己的亲人，感情上讲最为可靠。但倘若大禹临死前没有传子的意思，那么伯益避位就显得不合情理。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伯益深明大义、举贤心切，而启既是禹的儿子，个人贤德也不错，年龄也不算大，相比较而言他更适合继承帝位。这也勉强说得通，但为什么非要去跑到山上躲着呢，名正言顺地当着众大臣的面把这事交代清楚不就完了吗。所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启的逼位，这不难理解。从启继位后，部分诸侯不服，起兵造反，而后启又派兵镇压策反就可以看出些端倪。但不管怎么说，据孟子评价，启仍是一代贤君，至少这次传子也没有坏了传贤的原则。可是后来的皇帝们争先效仿传子的做法，最主要还是私心在作怪。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九泉之下的大禹恐怕会伤心坏了。想想啊，大禹路上看到犯人犯罪 ，便痛哭流涕责备自己德行不够，以至于老百姓没有效仿他，而去做违法逆道的事情；喝了仪狄酿制的美酒后，心里很喜欢，但为了不因酒而误国误事便疏远了仪狄，从此再不饮酒。这样有着高尚品德的人，早早宣布由贤相伯益来继承帝位，怎么会在临死前突然提出要传子不传贤呢？而最终这个传子不传贤的大帽子还是要扣到大禹头上，毕竟，帝位还是传到了启身上。
        后续的历代帝王算是拣了个大便宜，管他好用不好用反正是给自己的后代谋福利，天下人的安危幸福可以稍稍放在一边了。于是多少帝王毕生创立的伟业，慢慢葬送在自己的后代手中。说是为了国家社稷、人民安危，其实不过是是变着法子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这也许是人欲望的促使，帝王的欲望岂能同一戒平民相提并论，当然传给后人的是天下，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了。
        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哲学上讲“存在就是有道理的”。现今社会，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只是内容上稍有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