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上面这段话，就是美国第二届总统——换算成中国标准即第一代领导人——杰斐逊为美国学生亲自撰写的、学生反复背诵的“誓词”。其功用大约相当于中国学生读书时需要遵守的“学生守则”。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高于美国，只是到了高等教育才落后于人家。教育部长周济在某次新闻通气会上，也口授了这样的科学论断：“中国的教育有着最大的优点，那就是教育质量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基础教育质量比较高”。
　　其实，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也注重“从小抓起”、“从学生抓起”。所不同的是，美国人认为，亲近政府、按长官意志办事不是公民资格中应尽的义务，而用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事情的习惯、才是有责任心的公民应该具备的首要条件。因此，他们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培育自由的精神，当这种精神与劳动或创造结合起来，即形成中国人所谓美国大学生“动手能力”的时候，其价值自会勃发出来，这应该就是中国学生“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根源。
　　今天，人们越来越认同，自由会使一个国家获得越来越多的繁荣昌盛的机会。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实践都证明，只要自由能受到理性的保护，一个民族就必定能够生存和繁荣。培育公民的自由精神，首先就是要求人们敢说敢想，在社会生活中，集中地体现在支持和鼓励言论自由上。
　　1790年1月8日，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美国国会致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每一个国家，言论自由都是公民获得幸福的最坚实的基础。”今天，言论自由仍然是我们理解世界并融入民主社会的钥匙。经验告诉人们，言论自由是一种比任何方法都能更有效地校正社会发展方向的机制。只有言论自由才能使不同的观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自由表达；只有言论自由，不同于传统的意见才能得到认真考虑；只有言论自由，才能使每一个人——被当权者无可避免地滥用权力时——获得充分保护的机会。因此，英国哲学家莫勒说过的话：“对一种观点沉默不语是一种特别的恶”，如今已成为西方民众普遍认同的格言和价值取向。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实行监督是政府的绝对权利。”今天的人们则认为，对思想任何的钳制和控制都是危险的，甚至会导致这个社会的崩溃。因为那样做的唯一结果是：滋生傲慢、培养惰性、助长恶习、掩盖罪行。实践证明，对付谬误论点的最好方法是更好的论点，而不是对思想的压制。
　　新思想、新发明、新创造总是在言论自由的母体中孕育而出。这也是西方学界认同的前苏联为什么“举全国之力”而科学技术仍落后于美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美国科普专家戴维斯所言：“科学之路即民主之路”。因此，一个连言论都不能自由的国度，其科学技术或许也能“攀上一个个高峰”，甚至可以登上月球，而整体的没落则是无论如何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也无力逆转的必然。
　　1950年，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杰克逊说：“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非正规思想的自由发表和激烈的争论就是实现后者必经之路。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化主旨、教育体系和大众媒体，使我们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使我们成为轻信的牺牲品，也让中国人一代接一代轮流成为“毫无意义的看客和示众的材料”。这应该就是它山之玉——美国“学生守则”对中国人的启示。